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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经济学院：提高工人工资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 中国制造业仍未到达转变临界点 业内人士认为，上调工资会对CPI有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涨薪也不会导致企业迁移，一方面过去中国劳动力成本基数小，企业可以承受；另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像中国这样具备完善产业集群的地方并不多。 眼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涌动着一股加薪大潮，这带来了一连串的问号，是否会引发全国企业的涨薪潮？加薪压力是否会引发广泛的通货膨胀？是否会削弱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会因为外资迁移而被边缘化？ 颜色由冷色系向暖色系渐变，代表薪酬逐步增加 涨薪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自今年初以来，全国已有14个省市上调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接近20%，上海、广东和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经过此轮调整更是成为国内率先超过千元的3个省市。而据人保部人士透露，今年全国将有27个省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而在这次从中国南部地区逐步向内陆省市蔓延的加薪的背后，蕴含着的是国内对全局性收入分配的改革。在饱受争议的劳资纠纷后，珠三角的富士康、本田等企业则不同程度地上调了一线员工的工资；远在东北地区，肯德基在沈阳签订首个集体合同，职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也达到5%。 　　这种上下合力的推动是否会引发全国企业的涨薪潮，在劳动力成本增加时是否会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会因为外资迁移而被边缘化？业内人士认为，涨薪不会导致企业迁移，一方面过去中国劳动力成本基数小，企业可以承受；另一方面，从全球来看，像中国这样具备完善产业集群的地方并不多。相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涨薪能够提高职工的消费能力，刺激国内需求，而在带给企业压力的同时促使他们加快产业升级改造步伐，提高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自上而下密集涨薪 　　今年2月1日，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从670元调整为960元，以13.1%的涨幅成为国内第一个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而这也拉开了上半年全国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幕。6月3日，北京宣布自今年7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涨幅达20%。 　　至此，包括上海、天津、广东、宁夏、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全国已有14个地方上调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接近20%，而上海、广东和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此成为在全国率先迈入千元工资的3个省市。 　　此前，人保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介绍，一季度已有7个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作出调整，今年还有20个省市计划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看来，此计划指标已完成过半。据他介绍，除了各部门和地方正在制定实施的单个政策之外，具有全局性的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政府的调薪也蔓延到企业。在珠三角，富士康表示，继7月1日起为工人加薪30%之后，自10月1日起，达到一定业绩标准的工人将额外加薪66%。近日，陷入罢工风波的本田劳资双方最终也达成协议，工人的工资在1544元的基础上增加500元，加薪幅度为33%。而远在东北，6月17日，肯德基在沈阳签订首个集体合同，合同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将会由700元提高到900元，年均增幅也达到5%。 　　这次部分外资企业的涨薪是否会引发一轮企业加薪潮呢？ 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国企等会有指导意义，但对其他企业来说，是否涨薪仍是要看市场情况。一位行业商会的负责人透露。据他了解，自2008年施行新《劳动合同法》以来，江浙沿海一带的企业已经承受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虽然从今年3月份开始，出口型加工企业恢复得很快，差不多达到去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大部分企业的资金链仍比较脆弱，如果劳动力成本再次提高的话，对他们来说压力会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涨薪的意愿并不大。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资深经济学家LouisKuijs表示，他们不认为上述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事件预示未来中国工资水平将逐年大幅上升。尽管分析师们普遍认为，长期内中国面临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将成为促使中国从低成本世界工厂向消费推动型经济体转型。但Kuijs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已经到达转变的临界点，很难相信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用尽。 　　摩根士丹利分析报告也指出，对于涨薪，农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潜在压力最大，而电气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机械和设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所受的影响则较小。通胀与世界工厂边缘化隐忧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业内担忧的是，此次加薪在增大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是否会出现外资撤离而发生迁厂行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因而边缘化？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表示，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滞后于平均工资和名义GDP的大幅上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正逐步退出，大规模的工资调整或会产生通货膨胀，并对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