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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 3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无论冰心是怎样接受基督教影响接受西方新知教育，或者泰戈尔或者卢梭等等的影响，只不过是把潜藏在冰心心灵深处的精神岩浆有效地开启。其少年记忆、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乃至历史记忆才是支撑她全部创作的精神源泉。尤其是童年记忆殊关重要，它往往会不可思议地贯穿着一个作家的一生。由于冰心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她精神的高贵及气质的高雅，品位更是超凡，以她80年的个人文学话语实践的现实情形看，我以为其个人真实性以及美学感性的根基基本不容怀疑。我们知道，所谓汉语乐感诗学，基本上就是瞒和骗文学的活的源头。不说儒学经学化之后怎样，光是隋唐科举以来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会了口是心非，一心读那圣贤书无非就是为了获得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已，文章可能锦绣灿烂，为人是非不分，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说的就是他们。因此在“白话文中注入了古典汉语诗学”时至今日仍然是个严重无比的误区。即便是导源于庄子的心灵自由的种种艺术情致，往往也就成了那些失意文人寻求解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古典汉语的语义环境、语言思维以及语言事实都需要重新漂洗，而且必得经过现代性洗礼，注入真正健康的现代人情趣，似乎才是现代汉语写作的正经之途。哪怕是冰心先生所主张的“西文中国化、古文现代化”以丰富我们的现代文学，也需要重新检验，因为：无论是古文还是西文，都需要翻译——前者好比今日欧洲人之于拉丁文，后者甚至存在着可翻译与不可翻译可共感与不可共感等等，即便是精通西语的冰心本人，跟我们的古汉语精神一脉相承，跟西语的具体语境就不能不隔着厚厚的一层。因此她的“爱的哲学”源头哪怕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具体教义，可在具体精神上确实严重貌合神离，除了前面说过的“思想驳杂”，更重要的是基督精神的苦难意识，几乎在冰心的所有文学话语之中不见丝毫痕迹，更遑论个体在世承担呢？假如我们的个体是圆融的个体自足的个体，而不是也绝不肯是有缺陷的个体，那么个体在世与上帝虚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在冰心那里，其所强调的显然不是个体与存在的紧张冲突关系，而是处处显示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亲和谐调的关系，而只有在民族危难之时才会爆发出其完全是“天使般”的愤怒（如《我爱，归来吧，我爱！》《鸽子》等），只有在面临彻底的“界限状况”时才会具备上一点点的苦难意识（如《南归》），因此：与其说其是基督精神，毋宁说是儒学原精神的有意宗教化、哲学化，而其核心便是“孝悌”之家庭伦理规范的形象表达。这，不仅可以在冰心把母爱的描写推向极致的写于1931年6月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看出——在中国人看来，“每一夜的寒冷，每一次的咳嗽，每一回的探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心”（王炳根语），可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就未必，在我看来那种感情就是极端私人的，虽然能读下去也很感人但还得耐着点性子——而且，还可以在冰心晚年的小说写作的佳作之一《空巢》中看出，表达的一样是中国人特有的家庭伦理精神及其相关道德诉求（这同时也是冰心把“爱的哲学”坚持到了最后的明证），其对中国人的阅读肯定会有触动，而对老外的阅读来说却未必！ 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语言高度，必得同我们试图参与改变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冰心的语言高度自不待言，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爱玲、沈从文都不同程度地代表了相应的语言高度，上个世纪末的王小波也一样代表了我们一个时代的现代汉语写作界的语言高度。而是否以继承了汉语乐感诗学的脉流，却并非特别重要。更何况，就如同新教伦理所强调的人们爱上帝却未必要爱牧师，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地面对上帝诚心地忏悔，我们的家国伦理难道不需要好好地再做更为深入一步的深刻反思与改革吗？我们爱父母，难道我们就应该爱皇帝吗？家庭伦理是中国人的基本德行操守，国家伦理难道还仍然应该停留在家庭伦理基础的合法性上吗？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冰心的“爱的哲学”和她的现代汉语写作又确实获得了它的相当程度上的说服力，因为它毕竟注入了诸多的诸如“妇女的发现”（反抗封建，自立自强）、“儿童的发现”（尤其关注儿童的美育德育智育等教育）乃至“人的发现”等等理念和情趣，纳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呼唤现代性的先进潮流和时代风云当中…… 三、可以通过解构建构新的知识主体吗 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现代性呼唤了整整一个世纪，不仅远未完成，而且曾经一度甚至走向了反面。在现代性的革命文化运作之下，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曾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生凋敝自不待言，就连起码的个人生活自由都被严重地剥夺。我们的个体性严重缺失，文学的主体性成了个面目可疑的问题，无论它打的是人道主义的旗号还是人文精神的招牌，都必不可免地陷入了一种坚硬的逻辑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的种种窠臼之中。个体的精神存在仍然时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复杂多重的无数语言遮蔽仍然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因此在我们做冰心研究的时候，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