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市与农业文,历史学.doc

宋代的城市与农业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宋代的城市与农业 引言：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欧洲和别处一样，城市在创立和成长过程中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城乡分工。这一分工从未得到明确的确定，始终下不了一个定义。……沙漏可以翻个儿：城市使乡村城市化，乡村也使城市乡村化。……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会像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更何况，直到十八世纪，甚至大城市里也保留某些农村生产活动。城市居民中有牧人、乡村警察、农夫、葡萄种植者（在巴黎城内就有）；城市在城墙内外拥有一批菜园和果园；有的城市，如法兰克福、沃尔姆斯、巴塞尔、慕尼黑，还有更远的地方拥有三年轮作的耕地。中世纪的乌尔姆、奥格斯堡或者纽伦堡响彻连枷声；街上任意养猪，街面变得泥泞，肮脏不堪，行人过街需要踩高跷或从一头到另一头搭木板。每当交易会前夕，法兰克福居民便勿忙在主要街道铺上麦秸或刨花。谁能相信，1746年威尼斯还有必要禁止‘在城内或寺院里’养猪？” 布罗代尔还提到了小城市的情况，它们刚从乡村生活中脱颖而出，其农业化程度更高，甚至可以说是“农村城市”，这些城市中出产有葡萄、葡萄酒、小麦、油、肉一类的农产品。 欧洲的城市如此，中国的城市似乎也不例外。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在行政区划上出现了城乡分治，在户籍管理上也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坊郭户”和农村居民的“乡村户”，城乡似乎已截然分开，这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直到如今，已有上千年。但宋代城市中还有相当的农业成份，城乡居民的身份也并没有因为职业而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一）城市中的农业状况 1、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中的农业。先从一则诏书说起。宋元丰七年（1084），诏：“旧制，荐新米麦之属，皆取于市，今后宜令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及金明池后苑供具，其所无者，乃索之杂买务。” 荐新是宫廷中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要举行的大礼，主要内容是以新收获的五谷和其它时鲜果品等祭献祖先和神灵。杂买务是官方的一个采购机构，“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 以前，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包括粮食等等物资，都是通过杂买务从市场上去采购的。为了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用于荐新的物品贵在新鲜，而从市场上采购的物品难以保证。皇祐三年（1051），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是有违礼制的，元丰元年（1078），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藷藇、栗黄。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 为了确保新鲜，元丰七年，发布诏书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提供，没有的才要求杂买务购买。由玉津园等所提供的粮食等项物资，在来源上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有所不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取自市场采购，而玉津园所提供的物资则是自己生产。玉津园等都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宫廷和官府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构成本文所说的城市农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用于荐新的物品数量不大，但种类较多。《开宝通礼》所载，凡五十余物。景祐二年（1035），定为28种，包括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藷藇，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这28种之中，除了冰和来禽、雁、獐等野生动物之外，大多都是农作物和牲畜。值得注意的是这28种都是“京都新物”。 也就是说是京都本地所产。 京都新物又是产自何处？从这则诏书可知，至少自元丰七年开始，用以荐新的“京都新物”系来自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后苑等皇家禁地原本是赏花游玩之处。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后苑赏花，第二年之后，即雍熙二年（985）后苑赏花便成为礼制。每年的暮春时节，都在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都必须参加。 一些文人学士，往往视有幸在后苑赏花为殊荣。 园苑除了具有一般园苑所具有的供人游玩的特点之外，农业在其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从有关的职官设置便可以看出其机构的性质。玉津、瑞圣、宜春、琼林四苑园，由主管农业的司农寺负责，“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 也就是说，四园苑在提供游玩的同时，还负担有农业生产，提供农产品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加强对园苑的管理。仁宗天圣三年（1025）三月，臣僚有这样的议论：“宜春、琼林苑、玉津、瑞圣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