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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雀运动反思 1958年，人们一度将它列为四害之一，政府动员全国城乡居民，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内，掏窝、捕打以及敲锣、打鼓、放鞭炮，轰赶得它们既无处藏身，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最后累得坠地而死。一年以后，各地陆续发现园林植物出现虫灾。有些还是毁灭性的。 50年代，与人争食据说一年能吃2公斤粮食的麻雀被列入了“四害”，和上缴老鼠尾巴一样，交麻雀同样可体现出人们对“四害”斩草除根的决心，所以才有了全北京敲着锅碗瓢盆惊吓麻雀使其不敢歇息累死后坠地的现象。此后，麻雀虽得平反，但由于其肉质鲜美又被美食者看中，况且它是最多和得来最易的野味，北京每一个夜市上都有炸麻雀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粗略统计，北京每年被用来果腹的麻雀超过百万只，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麻雀的繁殖能力再强也难抵挡这样的吃法，将最普通的麻雀列在保护动物中和进行专项检查更体现了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迫切。 国家2类保护动物，江苏省的省级保护动物 事实上在麻雀多的地区，害虫特别是鳞翅目害虫的数量明显要少于其它地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小小麻雀作为“四害”之一，成为在12年内要彻底被消灭的对象。尽管从事件一开始就有科学家顶住巨大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鸟，不应消灭，但他们的呼声并没有能够阻止一场针对麻雀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浩劫中，全国共有两亿多只麻雀被消灭。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在一批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正直科学家力挺下，经毛泽东亲自批准，麻雀终于从“四害”名单中消除，一场堪称奇观的全民“剿雀大战”才告终结。 · 不快乐的小麻雀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麻雀并不是无端受难，但全民大灭雀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没料到的恶果 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麻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人为浩劫。在这场被学者称作“人民战争”的灭雀运动中，不乏令人不忍卒读的“旷世奇观”。 尽管事情已过去50余年，很多“过来人”已不愿再去拨弄那根隐痛的弦，但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还原事件过程更大的意义是“以史为鉴”。 小麻雀遭遇灭门灾 事情要从1955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业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年冬天，毛泽东外出考察，在杭州和天津分别找了部分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问题，形成了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就是‘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 后来，“十七条”经过补充扩大为四十条，并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 56年1月25日，这个文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样，麻雀就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列为“四害”，成了最迟要在12年的时间里被坚决消灭的对象。 其实，麻雀也并不是无端受难的，灭门惨案的发生与这种小动物的食性有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卢汰春介绍说，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城市附近农田啄食谷物。“当时在起草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负责人也曾就麻雀的益害问题咨询过鸟类学家郑作新，郑作新的答复是：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在农业区它肯定是一种害鸟，但在果区、林区则有捕虫的益处。” “然而农民常常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只看到庄稼成熟时，成群的麻雀飞到田里吃谷子，使农作物的产量受到损失，并没有看到麻雀也吃害虫。”罗平汉说，“所以，农民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起草者把麻雀视作害鸟，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于应当把麻雀一分为二看待的专家说法，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认为，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于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青年团甘肃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组织100万青少年，在冬春两季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青年团北京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们广泛发动群众，从1 956年1月7日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剿雀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在农业‘十七条’的酝酿过程中，全国各地的灭雀大战已经打响，随着农业‘四十条’的正式公布，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罗平汉说。 全民“剿雀大战”的能量指数却也并非一路走高至峰值，事实上，它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进入了一段缓和期。“从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开始，麻雀尽管还在打，但其命运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