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J）.docVIP

三言两语（J） 　　有人以命道歉， 　　也有人死不认账 　　 看古书，好像古人比今人更不怕死。虽然用今人的观点看来，他们死得不一定都很“正确”，但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远超过今人的担当，却是无疑的。《史记?田儋列传》记载：秦末混战，田横自立为齐王，后败逃于一海岛（今山东即墨市田横岛）。刘邦招降，田横不从，自刎而死，其门客五百人“亦皆自杀”。还有一个例子也出自《史记》，知道的人不多：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个人叫李离，担任狱官“理”（法院院长），因为错误地听信了下级的汇报，错杀了人，于是把自己关押起来，判了死罪（“过听杀人，自拘当死”）。尽管国君晋文公替他解脱，说这是你下级的错，不是你的罪过，但李离还是拒绝了国君的命令，用剑自杀而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见《史记?循吏列传》）。断错了案子错杀了人，这确实很不对。但这毕竟不是“故意杀人”，犯了这种“官僚主义”虽有罪却不致死。但李先生却绝不饶恕自己的这一过错，以自己的生命向被错杀者进行了“赔偿”。这样血淋淋的“赔礼道歉”，叫人既感动又相当的吓人。 　　 光看古书不联想到当今，那叫书呆子。现在我们讲“法治”，法官出了错应该“依法处理”。我不主张拿李离的行为作为“判例”，但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倒是值得今天的司法人员学习的。现在有些法官判错了案，不但不主动认错，反而以各种方式掩饰错误，毫无愧疚之心。比如1984年，23岁的河南人魏清安被误判为强奸犯被执行枪决，当年6月，真凶落网，并主动交代了犯罪经过。于是有关部门开展了案件的复查，在复查过程里，原办案机关“不仅不配合，反而有意刁难，为案件的复查制造了许多障碍”。1987年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魏清安案件的批复：“原以强奸、抢劫罪判处魏清安死刑，实属冤杀，应予平反。”（《法治周末》2010年7月21日）与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李离相比较，这种死不认错的“公仆”不知算什么？ 　　被“绑架”的《雷雨》 　　 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著之一，它反映的是人性当中的“不伦之恋”，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评价应该低。但颇为蹊跷的是，这个剧本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起直到六十年代文革以前，一直受到大讲阶级斗争的“革命人士”的热捧，原因在哪里？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有如醍醐灌顶，某评论家“认为，《雷雨》自首演之日起，就被从内容、表现技巧和剧场效果3个方面误读了”，“从一开始就是被人们当做社会问题剧来接受”。另一位学者的“认为”更加尖锐：“《雷雨》的故事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剧本的经历也算是悲剧。从《雷雨》剧本呱呱问世那天，可能就被当时的左翼思潮给绑架了……纠缠于鲁大海这个角色，这都不是曹禺的本意。”（《中国文化报》2014年7月29日）所谓“纠缠于鲁大海”，实际就是以“突出鲁大海”，突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于是这个剧本自然就显得“革命”了。原来如此！其实“鲁大海”在原作《雷雨》里很勉强，并不重要，多年前戏剧界专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199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王晓鹰排练并正式演出了一个新版本的《雷雨》，大胆地删掉了鲁大海这个人物。排练前王晓鹰面见曹禺征求意见，曹禺大力支持：“我在《雷雨》里写一个鲁大海就是为了要进步一点，要革命一点，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工人啊！所以在整个戏里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很好，很大胆，我赞同。”（《王晓鹰的博客?曹禺与一出没有鲁大海的《雷雨》） 　　 对于文学的解释，过去有句精准的短句“文学是人学”。有人说这句话出自苏俄文学大佬高尔基，有人说出自中国人钱谷融（《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1月17日）。不管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属于谁，我都认为说得漂亮，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反映的无不关乎于“人性”，反映人性的美好和人性的丑恶，以及不好不坏的中间地带。从莎士比亚的剧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中短篇再到沈从文和钱锺书的“两城”（边城、围城），无不如此。《雷雨》也不例外。在这些作品里出现的各不相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说到底也不过是千姿百态的人性的“展示平台”。有相当多的作家纯粹追求惊险或曲折的故事情节，不重视独特的“人物形象”，那自然也可以自立一派或若干派，是他们的“创作自由”。但即使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侦探小说，它给我们最深刻最无法磨灭印象的，也恰恰不是那些精心编织的“惊险故事”，而是那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福尔摩斯”。 　　驾驶员没吃到羊肉 　　产生的成语 　　 古人讲“春秋无义战”，大国小国杀来杀去，为的都想当“老大”，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件趣事：郑国攻打宋国，“将战，（宋军总司令）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翻译成白话，大意是开战之前，总司令华元杀羊给官兵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