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咖啡馆十九年变迁记.docVIP

上海咖啡馆十九年变迁记 　　1997-2007 　　目睹上海的咖啡馆，就像目睹人生的变化一样，这家开张，那家歇业，此起彼伏。九十年代初我常去的咖啡馆，如今细究起来竟是变化的为多。 　　时代咖啡馆关门了，裘德酒馆也关门了，干脆连房子都拆掉了。我做人物访问时常约人见面的佐伊咖啡馆，现在成了广东发展银行营业厅的一部分。有天黄昏时，我和大学同屋散步经过那里，她说：“从前我们总在这里见面。”我说是的，那时我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喜欢日式的抹茶咖啡。华亭路口的真锅咖啡馆也不见了，在那里我接受过《读卖新闻》记者的访问，关于上海怀旧思潮。我写《时代咖啡馆》的申申咖啡馆，现在变成了一家受欢迎的新式川菜馆子，我还常去那里和朋友吃饭，还喜欢坐靠窗的敞亮座位。 　　和平饭店的大堂咖啡馆现在已不是外滩最合适会朋友和歇脚的地方了，更多的屋顶花园开张了，更多的咖啡馆开张了，现在，那里很少见到隆重地来喝一口咖啡的上海本地人了。 　　不过，红宝石面包房还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红白方格子桌布已经被洗得起了球，但还用着。每逢星期四早上，圣约翰大学校友的早餐会还在继续。只是在早餐会上，老人们越来越少，即使来参加，也越来越沉默。陪他们来的子女，成了谈话的主力。一个寒流将要到来的阴霾星期四早上，我坐在早餐会旁边的桌上看他们，还像从前一样，他们选在一个角落里，将小桌子拼起来，桌子上的羊角面包和本地产的笨拙不锈钢奶壶，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情形。老人们沉默地喝着咖啡，他们头发已经花白的子女们就台湾面包房的蛋糕价钱高谈阔论。 　　1931年咖啡馆也还在原先的旧公寓大楼底层开着，大致保持了原来的模样。只是，这些年以怀旧为号召的咖啡馆多不胜数，它便沉寂下来。当年，它在茂名路上发出第一声对旧世界的呼唤。现在，这个街区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小小一开间门面的精致店铺，都以上海本地人清淡精致的怀旧口味装饰起来，抗衡淮海路上的美式大商厦。从1931年咖啡馆开始，一路往南去，一路都是旗袍店，鞋店，小画廊，旧家具店，小餐馆，形形色色的A货铺子，上海菜餐馆的菜谱里有小黄鱼汤馄饨和油焖笋。过了复兴中路的红绿灯，就是一家上海人开的爵士酒吧。满店堂用的，都是复原的三十年代西式家具，连壁炉和楼梯，门和地板，都是一一从拆迁的旧楼里找来的，生生地在单调的简易房子里装饰出一个旧日上海。 　　我就在附近住，每次在傍晚时分，看到那小小一开间的咖啡馆泻在人行道上的灯光，都想起在里面吃雪菜笋丝年糕的那几个小时。周璇的歌就搅拌在年糕的袅袅热气里。后来，凤凰卫视来做作家访问，也把那里当采访的场地。许戈辉以为我十分喜欢这地方，但我却好像并不是这样。要喜欢一个地方不容易，也许它只是有趣。还有一次，我在那里喝了盐汽水――我小时候夏天的苏打饮料――五十年代后漫长海禁时代的上海可乐，完全没有咖啡因的朴素饮料，再加上一点劫后余生的异国情调。从那里的窗上，能看到南昌大楼，那是1929年建造的著名的装饰艺术公寓，即使多年失修，门厅里停满旧脚踏车，住户们只能侧身而过，给佣人们的楼梯更是堆满弃物，好像几十年来都不曾清扫过，但它的表面，仍洋溢着喧嚣明快的现代主义遗风，甚至连粗鲁的白色空调外挂机，都不能破坏它镀金时代的乐观和炫耀。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年少时光的眷念，和一个市民对自己城市过去的怀想，是富有意味的，并饱含着价值判断的感情。在通常口岸城市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感情如同历史真实和丰富的细节一样。探索这种感情，不光可以因此而探索这个城市，同时也是探索自己的途径。它因此而吸引了我。这种感情还很容易被误会，这是后来我才懂得的。我常以为鲁迅骂施蛰存“洋场恶少”，黄宗江称赞姚克“洋场良少”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但也许并不是这样，价值观的冲突还在继续。 　　十年后，我再去一一探访那些原先我写过的咖啡馆，才发现自己竟也好久没有到这些地方去了。还是一出太阳便暖得令人不知季节的冬天，还是街上的行道树枝光秃秃的在半空中纵横交错，摇晃着发黑的悬铃，我的老理光相机已经报废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如今已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它的气氛还是自命不凡又松弛颓唐。十年的时间，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但我都去哪里了呢？ 　　我去了陕西路口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在那里我读完了一些书，包括奈保尔的几本游记和库切的小说，他们是我喜欢的作家，这时我可以说自己的喜欢，因为心中明确。我也见到有人和我一样在那里读书。有个女孩读到酣处，将一头长发松开，长长地从沙发扶手上挂下来。就像格林童话插图里被囚禁的公主，将长发从城堡上垂下，接应她前来幽会的情人。 　　在那张小圆桌上，我见了不少朋友。 　　我美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作的上海人，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他的书会被那么多语种的出版社喜欢，他说，也许因为他在写以前，就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读英语的，不是读中文的。这有一种叙事上微妙的区别：更坦诚，更简洁。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