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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相思一寸灰 　　摘nbsp； 要：《伤逝》是鲁迅先生少有的描写男女之间爱情的小说，是《彷徨》文集出版前唯一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似乎是说不尽道不够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本文就将从最基本的切入点――叙述者涓生的视角，来论述涓生和子君这一对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形象，以及男性视角下的生存观对爱情的影响。 　　关键词：《伤逝》；启蒙者；生存观 　　作者简介：胡凯璐，男，出生年月：1993年2月1日，籍贯：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学历：本科，单位：武汉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8-0-01 　　一、启蒙者和被启蒙者 　　《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手记”，直接点明了文章的叙述者，即为男主人公涓生。小说一开头，便是涓生强烈情感碰撞的内心独白：“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但在涓生的手记中，对于子君的描述是较少的，其形象始终是零碎的，模糊不清的，她由“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膀”，到后来的“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仅有的几处描写并不能让我们看到子君的内心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对于此，汪树东先生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小说采取的是涓生手记的形式，更根本的是因为子君是被涓生这样的启蒙者塑造出来的一个幻影，缺乏内在主体性的人物”①，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正是涓生和子君的关系。 　　在涓生对子君的描述中，最有力度的话语是“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通过对涓生回忆中的子君的细致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子君的这句话并不是那么振聋发聩。在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索尔，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见子君并不像涓生那样的透彻理解新思想，她只是扮演了“被启蒙者”的形象。同时对于涓生来说，“这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曾经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仍然将话语权作为一种知识的权利”②，像子君这样的知识女性被自己话语权力所掌控，这自然会让涓生产生无以复加的幸福感觉，也就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子君的思想。 　　子君思想的内在性，涓生没有过多的了解，是因为他并没有将子君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这种对人的内在价值主体性的忽略是启蒙者的功利性价值观使然，但它对于爱情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爱情恰恰是以互相尊重相爱双方的主体人格为前提的”③。“我是我自己的”，表达的是要时刻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但是婚后的子君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很快就不再读书，不再思考，而是全身心的奔波于柴米油盐、饲鸡喂狗，对于涓生的失职，子君也表现出了恐惧，全无离家时的勇敢。所以说子君只是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她并没有付诸实践来实施。悲剧的是，涓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满怀理想地来看待子君的爱情，而忽略她内心的想法，无视她思想和人格的不彻底性。 　　二、爱情背后男性视角下的生存观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上的捉襟见肘、生存上的四面楚歌，涓生和子君或许可以共渡难关继续同居下去。然而，《伤逝》的悲剧性与其他爱情小说不同之处就在于，《伤逝》一针见血地戳中爱情的脆弱本质――生存的威胁。对于《伤逝》中所表现的生存，李长之在1935年曾说：“鲁迅的中心思想，也是在这篇记录里，流露得最清楚。我一再说过，他的中心思想，是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先得活着，这是鲁迅的思想的根本点。”④这一分析是符合《伤逝》的内在价值的，同时郜元宝也有相似观点，“其实鲁迅在小说中所放大的倒并非经济的窘迫，而是涓生应对经济窘迫的能力和态度”。⑤在《伤逝》中， 涓生和子君也是因为金钱，生活而变得张牙舞爪起来，人生也就变得平庸和狭隘了。 　　面对生存打击，涓生最初表现出的是一种勇敢无畏、迎难而上的姿态，曾经勇敢的子君却陷入恐慌之中，但事实上子君的恐慌恰是涓生自己内心深处的怯懦，如他所感叹的“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实则是他内心波澜壮阔的独白。涓生在生存危机的打击下重逢久违的热情和勇气，但是残酷的生活并未因此而退让，一连串的打击令涓生无法招架。最终，涓生将全部的失败归结于与子君的恋情。在生存的面前，男性依旧是主导者，作为主导者的涓生宣布了两人爱情的死亡。鲁迅先生正是如此深刻，他并没有在道德层面批判涓生无法弥补的罪过，而是在生存的主旨下呈现了爱情的不堪一击。这是男性视角的深刻，也是男性视角下局限的爱情观。 　　三、结语 　　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涓生用他的男性思维、启蒙者思想塑造了子君的形象――这个被启蒙者的形象。当生活风平浪静时，涓生要面对的是人性本身，是他和子君爱情的内在悲剧性，可是当生存的压力如摧枯拉朽般扑面而来时，涓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