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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谐星的游戏 　　公元2000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台湾艺人梁二相识。 　　无论在台北、高雄还是在马来西亚，梁二都曾是一颗家喻户晓的谐星。不仅活跃在舞台上，还演过大量的电影和电视剧。他的名字与幽默、滑稽、风趣紧密相连，也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后来，梁二悄悄离开台湾，来到我们这座城市，在中山路创办了一家饭店“美好家宴”，以“出外人的家，故乡人的情”为广告词，处处显露温情。 　　梁二希望我帮助他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一生。他已年近古稀，前些时候有过一次小中风。于是，从一个弥漫着酒香的暖暖冬夜开始，接连几个星期，我每晚与他相对而坐，听他娓娓道来。 　　“我其实叫崔百岁，是父亲与一个日本女子的私生子……” 　　祖籍山东掖县，从二十几岁开始闯荡韩国，在汉城（今首尔）当中医的父亲，始终反对崔百岁学艺、从艺，总觉得在舞台上吃开口饭，一年四季跑码头，根本不是一件正经事。然而，崔百岁不愿继承家业。无奈中父亲说，当艺员随你的便，可是决不能用崔家的姓氏。百岁在演艺界有一个朋友梁景林，艺名梁一，他们很谈得来，常常以兄弟相称，既然他叫梁一，那么崔百岁正好叫梁二。 　　20世纪50年代初，梁二在韩国陆军军官学校当学员，凑巧遇到了前往韩国考察的蒋纬国。从韩国去往台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纬国与他说了话，鼓励了他几句。入伍后，他有机会一度担任蒋纬国的上尉侍从官。此后，在军队组织“克难乐队”，得奖，受处罚，坐监狱，在各种各样的歌舞厅、剧院演出，与各种各样的观众接触，赚回难以计数的钱，又赌输难以计数的钱，离婚、结婚，与一个又一个爱过自己或自己追求过的女人纠葛……这一切似乎都只是转瞬之间发生的事。鲜花与笑靥，名声与金钱，违规与惹祸，坎坷与顺畅，生离与死别，在心灵深处留下了多少难以抹去的印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的老兵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也许是因为当年在战场上受过伤、吃过苦，蒋介石给他们的待遇不错，退伍后，他们住在“荣民之家”，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过日子没有什么困难了，可是精神上却十分空虚。离开大陆越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孤零零的一个人，既没有家眷，也没有子女，更没有任何亲戚，每天面对冷冰冰的床铺、板凳，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心生厌倦。夜晚，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台北的西门町。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或者去歌舞厅听歌，捧歌星，认干女儿。当年，他们在打仗时连性命都不吝惜，如今也愿意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舞台的一曲《我的家在大陆》，勾起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一首《苦酒满杯》，让老兵们热泪盈眶。 　　西门町流行“红包场”。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是献上一束鲜花，演出结束时，歌星可以凭收到的鲜花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后来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全盛时期，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不知吞掉了“荣军”们多少红包……梁二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成名的。 　　如今，什么都经历过了的梁二，来到大陆，与现任妻子何黛经营一家小饭店，显得分外平和、恬淡。他偶尔出去打打高尔夫球，平时就在饭店里和朋友聊天。聊得兴起，笑声便分外爽朗。他的记忆力很强，每个细节都烙在脑子里。谈及自己的往事，没什么忌讳，坦率得令人惊讶。 　　我问他，你作为谐星，每天在舞台上制造笑声，难道心里就没有悲痛？这么多年中最悲痛的是什么？ 　　梁二沉思了片刻说，我生过几个女儿，到了六十多岁才生了一个儿子可力。不，以前曾经与女演员陈春子有过一个私生子，取名“阳光”，随妈妈的姓。儿子长大后，去金门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台北工作。有一次，陈阳光在外面吃夜宵，无意中得罪了旁边一桌上的几个流氓，他们纠集了十几个人，把陈阳光叫了出来，说要修理他。陈阳光偏偏不肯卖他们的账。结果，竟被活活地打死在小巷子里…… 　　在“美好家宴”，我也结识了梁二的一些弟子。他们四处奔波，筹划着要拍摄一部描写台湾人在上海的电视剧，组织一次海峡两岸演员同台演出，让梁二再次露脸，也可以赚些钱。但，几经努力都未能成功。别离舞台、失去观众的梁二，对这类事显得无动于衷。他实在太疲倦了，想好好歇息了。他告诉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在这座让他感到舒适的城市买一所房子，安逸地居住，让儿子就在这里读书。 　　以前的艺人梁二，一切都透支得太多。想回过头去成为崔百岁，悬壶济世的崔百岁，可能吗？ 　　梁二的第一任太太叫冯倩倩。她带着女儿住在高雄，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务。丈夫忙着赚钱，出名，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匆匆来去。他觉得观众的鲜花和掌声，比太太的吻更让人心醉。 　　有一天，冯倩倩突然跟梁二提出离婚，准备带着女儿去香港念书，梁二吃了一惊。他不同意离婚，可是太太决心已定，宁可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愿忍受与丈夫若即若离的关系。 　　离婚以后的三年，是梁二最不如意的三年。事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