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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大哥” 　　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生，最终没有像一般黑帮影视剧惯常所表现的那样反目成仇，内讧火并，这应该算一个奇迹。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则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刑事诉讼。 　　秘密在于，他们活动的主舞台，是租界。1849年4月，法国于上海获得在华第一处租界地，旋即成立“公董局”，相当于英租界内的“工部局”，是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董局成员多为早期殖民者，与传教士不同，敛财是他们不远万里奔赴东方的原动力。因此，赌场、妓院乃至烟馆在租界地面上事实存在，租界当局公开收取“营业税”。 　　学者廖保平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有江湖藏身之地，但当时上海建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是“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之间，形成大大小小的“三不管”地带，成为帮会藏身的绝佳之地。租界利用帮会维持治安，经营和控制地下经济，因之庇护和纵容帮会，中国政府及法律奈何不了他们。而且，战乱同样也会让帮会走开，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势力能够不断壮大，更是离不开租界这个相对平稳的避风塘。 　　在主流话语中，租界向为民族屈辱的象征。可每逢战乱，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都会成群结队首选逃奔租界。 　　台湾作家章君毅先生说：“从光绪末造，到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光复上海以前，法租界以其特殊的环境，实已形成政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之中心地带，无论在朝在野，各党各派，都有重要角色，在此从事多方面的活动。这弹丸之地在历时二十余年间，地位仿佛二次世界大战的英伦，再加上北非的卡萨布兰卡。” 　　由此，租界成为政治异见者或失意者活动的天堂，而黄金荣与杜月笙作为“地下主人”，在享受自由之外，又拥有了接近权力或行使权力的大把机会。当年中共召开“一大”，地点即在望志路106号，法租界。会议决策者也应该清楚，万一被租界当局逮捕，可以接受相对规范的法庭审判，还有为自己辩护以争取脱罪的余地。可如果是被租界外的政权捉去，那就几无生路了。事实上，“一大”议程过半时，确有黑衣人突然闯进会场，声称要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此人，就是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干将程子卿。 　　社月笙发现黄金荣 　　当8岁的杜月笙彻底沦为孤儿时，28岁的黄金荣还在上海华洋交界的洋泾浜郑家桥一带，与众多街头小流氓一起混社会。他全然想不到，自己会在3年后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一名威风八面的侦探。 　　当15岁的杜月笙挥泪告别奶奶，从浦东高桥镇一步一步迈向上海滩时，黄金荣则已失掉了侦探工作，去出生地苏州寻找机会。那时，杜月笙也无从知道，黄金荣在苏州的最大收获，是娶了从良的烟花女子林桂生。而林桂生不仅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更是决定杜月笙人生走向的大贵人。 　　在法租界一向有“治安长城”名头的黄金荣，是被迫辞去侦探这份美差的，起因是他破案数量之多，令人生疑。说起来，黄金荣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前清捕快，父亲在浙江余姚县衙任职，侦破过一系列要案疑案，后来作为优秀人才，被跨省引进江苏苏州。出身捕快世家的黄金荣擅长破案，本当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他在巡捕房内的竞争对手徐安宝一直对他不服气。徐这样向巡捕房的法国首脑奏本：“为什么黄金荣三天两头破一起案子，却很少能抓到案犯？”法国首脑想一想，也是啊，黄侦探破案很多，抓人却很少，为什么呢？徐安宝说，那是因为，好多案子都是他安排门徒做下的。比如，门徒从大户人家偷来金银珠宝，由黄金荣交给巡捕房，功劳归他，人却一定是不肯抓的。或者，黄金荣密令门徒当眼线，纠集小流氓打劫，他事先带人设伏，将作案者一网打尽，之后再设法将眼线捞出来。 　　法国佬又一次领教了东方智慧的博大精深，在深深叹服之余，严辞诘问黄金荣，迫他迅速将租界内的小流氓全数铲除。这里有分教：如果黄金荣真像徐安宝说的，干了那样不堪的事，一定会恼羞成怒；如果他没有那么干，则一定会感觉严重受辱。总之，在他面前，已经没有路可走，不得不愤而辞职。 　　黄金荣投奔苏州一位父执刘武琦，为他的天宫戏院看场子。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年后，法租界巡捕房首脑去苏州游玩，偶遇黄金荣，忆起他当年的神勇，认为他还是一匹好马，于是请他吃吃回头草。另一种是，黄金荣离开后，法租界的小流氓失去了老大，进入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街头打杀不断，治安一时大坏，于是首脑专程赴苏州，请黄金荣出山，并将他由探长晋升为领班。 　　租界小流氓为什么会听黄金荣的话？因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门徒。可是，严格来讲，黄金荣并不是青帮中人，因为他没有拜师，直接就按青帮的规矩开山收徒了。用老上海话说，他根本是个“空子”，即冒牌货。 　　黄金荣早年也有机会加入青帮，但他一直坚持，自己毕竟是巡捕，相当于准公务员，明晃晃地拜师父、入帮会，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杜月笙的出身倒是比黄金荣正宗，他拜过师，是青帮正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