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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那个年代是我的天职 　　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行走的年代》 　　授奖词 　　这是一篇气象宏大、诗性饱满的小说。两位不同时间的女子，以相同的激情和梦想进入真假诗人的生活，行步在浪漫和理想的大地之上。她们彰显了诗的神性，却被生活改写了自身的命运。小说直入80年代的精神通道，用两个平行而相交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地行走到一起。小说具有女性气质，语言明亮，个性飞扬，在忧伤的浪漫主义气息里，洋溢着奇妙的理想主义、辽远的历史回声和清冽的艺术气味。这篇回忆逝去历史的作品，再次显示了蒋韵对生命存在和精神救赎的深度思考。在这个泛娱乐的年代里，《行走的年代》有着特立独行的文学品格。 　　一 　　记 者：在当下的写作中，许多作品在出版商、读者兴趣等影响下存在一定范式，近年来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尤其如此，许多作者忙着标新立异，最终却形成了题材、写作方式、表达手法等方面更大范围的雷同，写作的独特性丧失殆尽，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倾向的？在您看来，一位作家的独立性应该根源何处？ 　　蒋 韵：其实很简单，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就在于他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在于他是否能够刻骨铭心地将这种忠实呈现和表达出来。所以，说到底，是看你有没有“心”，看你这颗心感知世界、感知生命的质量和能力，这大概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吧。 　　类型文学是大众文学的必然走向和产物，这并不奇怪。“类型文学”和“类型化”我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类型文学”就像“类型电影”，其中也有非常出色的作品，非常精彩的表达，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劳伦斯?布洛克的推理小说。你要说的大概是所谓“纯文学”范畴内的那种复制现象吧？“标新立异”没什么不对，我在多年前，也曾经非常迷恋现代文学“新”的形式和“新”的表达，至今，也还有人更喜欢我的那一类作品，认为我如今的小说是某种程度的妥协。其实，如果有比较了解我的读者应该能够发现，我小说的变化是在2003年，那是我在美国住了三个多月回来之后发生的，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两者肯定是有关联的。可能是纽约那个艺术之都让我看到了，在今天，无论怎样的“新”和“异”，都能够被迅速地克隆复制，然后淹没。这感觉是惊心的。那么，什么是你自己呢？还有，什么是你族群的呢？这种追问和思考自然而来，它使我的小说观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试着在更为隐秘的地方和深处小心翼翼埋下“我”的印记，就像农民把种子埋进土地。假如你埋下的是麦粒，你还会担心它长成马铃薯吗？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 者：许多作家曾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同国家应在各自的文化积淀下坚守文化“母题”，文学创作也当如是。您如何看待？您又是如何理解在写作中所呈现的“受伤的汉语”？ 　　蒋 韵：“乡愁”和“生命悲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母题”之一，而且是被表达到了极致的母题，这种极致化的表达，这种反复的咏叹，具有超越性和象征性，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最独特的贡献。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东西，是我们的精神印记。就像“毁灭与美”是日本的精神印记一样。值得思考的是，一直到今天，“毁灭与美”仍然是日本文学的母题之一，它被一个个大师不断地丰富着、演绎着、表达着……而我们，在众所周知的长长的断裂之后，至今，可能仍然认为古典的“乡愁”和“生命悲情”距离一个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很遥远，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母题，它们真的和我们今天的书写不再发生关系了吗？ 　　君特?格拉斯多年前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道，他写作的目的是用“受伤的德语”表达一个民族的记忆，大意如此。当时我很警醒和震撼，为那句“受伤的德语”。对我而言，也许那是“语言的自觉”的又一次启蒙。和“受伤的德语”一样，汉语也是伤痕累累的呀。那是我的母语，我所有表达的归宿，也是我的命运。 　　记 者：在您的许多作品中，人物塑造上会存在这样的特质：他们心中有着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对自由、对理想或者爱情，这种追求不为外界变动所挪移，敏感、执着，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种决绝在当下的物化社会中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有些突兀。面对已经丧失这种对生活的极致敏感的人群，您为何一直选择坚守的姿态？ 　　蒋 韵：很简单，我尊敬这样的人，我凭吊他们。正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日渐稀少，所以我创造他们，是想让他们成为我们精神的翅膀，代替我们飞翔。 　　二 　　记 者：《行走的年代》中女子陈香的背后可以说站着整个80年代，而现实最终使她对于一个时代的信仰被冲撞得支离破碎。透过作品，您对于这一时代的祭奠之情也存附其中。对于这个年代，最值得记忆的是什么？是否有些东西是您认为最不该被遗忘，却恰恰随着时间逸散殆尽的？ 　　蒋 韵：《行走的年代》韩文版出版时，我为韩国读者写过一篇小文，现在我想摘录其中的段落来代替我的回答： 　　“我用我的小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