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活的暗面像折扇打开.docVIP

当生活的暗面像折扇打开 　　我相信每篇小说就像每个人一样，是有自己的气味的。我们可以藉由这气味辨别、回溯、探幽，感受作者的生活烙印与个人气息，找到自己想要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雅明说现代社会的写作者不再是讲述他人故事的人，而只可能是“离群索居的个人”。 就像无论化妆还是素颜，在杂志封面或大街上都会撞上一张张相似的面孔一样，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一体化时代，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于作者的个体经验和独特表达。喧嚣中的自我沉潜，开放中的内心封闭，同质化中的区别意识，对浮华生活内部的洞察与打捞，殊为不易。本期刊发的五篇小说，无论从题材还是主题上，都有着强烈的个人辨识度和新鲜的生活气息，是对我们所不习见的另一种现实生活的叙述，是日常中的悖常，无声处的惊雷。当生活的暗面像折扇一样徐徐打开时，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纹理也许便清晰可见。 　　 葛水平的《小包袱》是对自己熟悉的农村经验的回望和反刍，从侧面反映了城乡迁徙中传统乡村女性漂浮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就像一棵被移栽的树，当老妇人单冬花被儿子接到城里生活时她感到万般不适，比乡村的留守老人更为孤独无着。当子女以孝顺的名义束缚着她的言行时，不能自主的悲凉控制着她，她所有的寄托便是随身携带的小包袱。这是一个过了时的道具，当它被一个旧时代的人挎着穿梭于新时代的城乡之间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也会惹人侧目和记挂，却是小说中绝对的线索与主角。那是一个独自把子女拉扯长大的农村女人全部的辛苦、记忆、底气和尊严，有了这个小包袱，她这棵移栽到城里的树才可以呼吸存活，也可以在死后对丈夫有个交代。所以，小包袱的丢失对于单冬花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她生活的底气和体面都没了，这是比钱财要重要得多的东西。如果说看得见的小包袱是单冬花做人的底气，看不见的小包袱却是闺女不体面的婚事，是扎在单冬花心口上的刺。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闺女与二流子穷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既写出了人穷志短在一个家庭的恶性循环，更表达出两代人之间的深刻隔阂，是被生活淹没的子女以各自的思维方式对母亲造成的精神压力，而亲情就在作者不动声色的温言细语中弥漫或者撕裂。 　　 陈旭红的《何事忽还乡》是对中年危机的喟叹与内省，并把人物情感的迷乱与溃败放在精神还乡这样一个开阔的背景下进行，从而让小说多了一层对乡村生活的观照。作为一名在外打拼的灯饰公司老总，孟子泉算是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他表面风光、内心苍凉，生活的疲惫感与情感的千疮百孔在暗处几乎击垮了他，所以他要只身悄然返乡，在寻根与忆旧中补充能量。然而，物是人非，乡村的衰败只能更深地刺激着他，孟子泉险些在母亲的床上昏死过去，从而让与他的生命有过交集的三个女人一齐前来探望。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中年的孟子泉在情感的处理上却充满了各种粘滞、优柔、迷茫和飘忽，既拎不清，又看不开，以致无形中伤己又伤人。陈旭红是一个有古典情结的人，无论是半文不白、有些拗口的语言，还是对人物情感生活不厌其烦地繁复铺写，都透着某种传统趣味。 　　 如果说葛水平的“小包袱”里揣的是农村老妇的传统情怀，那么毕亮的“硬盘”里藏的就是官场中人的惊天内幕。小包袱和硬盘都是道具，既是故事的承载物，又是叙述的切入口。硬盘里那些钱色交易的镜头与账单，即使不致命，也足以让人从高位落马。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国企内部隐秘而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是由一只自杀高管遗留下的硬盘入手，它既是家属的护身符，又是他人的罪证与地雷，对硬盘的藏匿与保护、抢夺与毁灭就此展开。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家属日常平静的生活被打乱，如履薄冰、步步惊心，而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的关系密网随之被一层层撕开，让人紧张而震颤。 　　 从《理想不可外扬》（发《长江文艺》2014年第12期）到《特色生活》，罗门一直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阐释她对生活的理解。她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个性强烈，气场十足。《理想不可外扬》中的公务员乔大林工作积极上进，生活中快人快语，并有着盲目自信，然而一再碰壁，不仅晋升无望、婚姻失败，还让自己落得从截肢到丧命的下场，他的悲剧命运与自身性格不无关系;《特色生活》中的“我”为了钱嫁给富二代，后来发现根本掌握不了家庭财权，便出去上班以求自立，被老公笑话后灰溜溜回来，索性和老公一起混迹赌场、坐吃山空，又暗地里使劲对老公进行改造，以致在家庭败落之后还可以自食其力。这是一个有韧性的女人，追求物质也有着奇妙的自尊。罗门的叙述犀利直接，水平如镜之下波涛暗涌，她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罗门的故事之门里总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一方面故事串着故事，繁复而有层次，另一方面又具有抽丝剥茧、化繁为简的能力。比如，乔大林的故事里串着好友王大岩以考研之名掩写作之实的故事，串着乔大林老婆与王大岩通奸后谋害亲夫的故事，而王大岩的故事又串着狱警郑重不忍困兽之苦与犯人女友私奔的故事。比如，《特色生活》里“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