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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把硬骨头 　　编者按：长篇小说《蟠虺》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的最新作品。 　　该作品叙述的是一个曲折神秘、充满对历史的深入反思和对现实的敏锐关照的故事。一尊精美绝伦的国宝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横空出世，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自杀。刘醒龙的《蟠虺》围绕案件的悬疑与推理，对宝物的名利争夺与觊觎贪婪，两条线索扭结前行，批判与思辨互为表里，在对知识分子精神坚守与堕落的执着追问中，树立起了主人公超越名利物欲，坚守风骨的精神高度。 　　青铜器学界的泰斗曾本之在一个黄昏突然收到了二十年前跳楼自尽的同事郝嘉写给他的一封神秘的甲骨文信，勾起了楚学院两段至今没有答案的无头公案――二十年前的楚学院副院长郝嘉为什么突然跳楼自尽？十年年后前途无量的青年教授郝文章又为什么莫名地被捕入狱？真相以细节的方式在时间的磨洗中慢慢浮出水面，直指一件春秋战国时代精美绝伦无出其右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从这件青铜大器出土之日起，人性中所有的欲望都被激发到极点，原本庄严恢宏的远古礼器成为欲望逐猎的蝇聚之地，引来无数为名为利为野心者，真可作假，白可变黑，无可生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要擦拭尽这美丽文物上沾染的肮脏血污，要付出的岂止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更需脊梁坚挺腰撑傲骨之人，坚守灵魂，坚守清白，坚守良心，更需要整个民族的灵魂自省和自净。 　　小说大胆借鉴了类型小说的各种元素，五条线索并进，叙述了一个曲折神秘、充满历史反思和现实关照的故事。以精美绝伦的青铜重器引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庄严巡礼，既有历史宏阔雄壮的气度，又有现代精深微妙的世相百态， 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广阔而复杂的现实图卷。生动塑造了考古界三代学人正气尊严、唯诚唯真、敬业爱国的感人形象， 倡扬中国传统的美好品性――忠于真理，敢于担当，大力呼唤人性的自净自省，对真的坚守，对良心的忠诚，对欲望、利益的抵抗，对自身的超越。更在历史的层面上强调顺应民心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以及“德行”这个核心价值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呼唤整个民族要在坚守与抵抗中凝铸新的文化风范。 　　悬疑缭绕着思辨，雄浑演绎出清越，犹疑盘旋出坚毅。宏观黄钟大吕，细看惊心动魄――《蟠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那么容易诠释可又忍不住要参与的大文本，是承载着历史宏阔气量和现时代精深微妙的风俗的奇特长篇。 　　沉默的国之重器，盛着不绝的天问。 　　长篇小说《蟠虺》被评论家称为“一部关于德行与国脉人气的小说”，当之无愧。 　　《蟠虺》的写作有些令人意外，不过，我是不会说对不起的。 　　在写作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对作家来说，是二选一，还是二选二，都不是什么问题。影响作家的关键是内在情怀，与肉身所处的一切物质无关。那些缺少情怀的行尸走肉，放在哪里也不会有文学机缘出现。 　　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对生活习惯表示异议。比如当机场、车站等各种路边店铺叫嚷出卖职场、官场、厚黑和借励志之名泛滥欲之实的书籍时，文学就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内战是万恶之首，内斗是万恶之源。 　　与当下政治在某些方面交集是文学的魅力之一。这些年人们下意识地想将文学与政治作彻底切割，原因在于某些写作者的骨头太软。如果人活得都像《蟠虺》中的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不仅是政治，整个社会生活都会变得有诗意和更浪漫。文学与政治交集时，一定不要受到政治的摆布，相反，文学一定要成为政治的品格向导。 　　“公元前七○六年，楚伐随，结盟而返;公元前七○四年，楚伐随，开濮地而还;公元前七○一年楚伐随，夺其盟国而还;公元前六九○年，楚伐随，旧盟新结而返;公元前六四○年，楚伐随，随请和而还。”《蟠虺》中的这段话，出于史实：春秋战国看似天下大乱，实际上仍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底线。公元前五○六年，吴三万兵伐楚，楚军六十万仍国破，吴王逼近随王交出前往避难的楚王，随王不答应，说随僻远弱小，楚让随存在下来，随与楚世代有盟约，至今天没有改变。如果一有危难就互相抛弃，随将还用什么来服侍吴王呢？吴王觉得理亏，便引兵而退。随没有计较二百年间屡屡遭楚杀伐，再次歃血为盟。才有了后来楚惠王五十六年作大国之重器，也许就包括旷世奇葩曾侯乙尊盘，以赠随王曾侯乙。制度固然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伦理基础，再好的制度也会沦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引领势如破竹大军的吴王，只因理亏便引兵而退，便是这种伦理约束的结果。小说中，老省长和郑雄，还有熊达世的所作所为，则是反证，在视伦理为无物者面前，制度同样如同虚设。“非大德之人，非天助之力，不可为之”，小说中老三口说的这话，不仅仅是“人在做，天在看，心中无愧，百无禁忌”，大德与无愧，都是向着社会伦理的表述。与制度相比，伦理防线崩塌的危害更大。 　　文学的独立性在虚构，只不过这种虚构是艺术意义上的。在质感上，虚构的文学其真实性总是大于局部的生活真实。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语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