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寻路中国.docVIP

昆汀寻路中国 　　上市当日，《被解放的姜戈》被停牌。显然这将会变成昆汀?塔伦蒂诺有关中国的各项回忆里的鲜活一块。 　　我一直幻想着这是个营销手段，比花大钱开个俗了吧唧的首映式之类的，又有效又高级，中国观众本还是观望的态度，现在一下子就变成必看的影片，不论是不是被审查通过，都要以各种渠道获取，不得不说审查制度将推动票房成绩。 　　“官方”引发的小故障，不妨碍昆汀是一个热爱中国、跟我们交往密切的有趣老外。 　　2011年初，上海胜强影视基地，在《铁拳》剧组做场记的中国女孩文影，对前来探班的昆汀说：“你是全世界所有想当导演的人的偶像。”这句话，让发了福的昆汀涨红着脸，高兴得无以复加。 　　而在1995年秋天的北京街头，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偶然遇上了一位凸脑门大下巴的瘦高个老外，他们惊喜地认出来，这个人就是这一年奥斯卡编剧奖和前一年戛纳大奖的得主。而更意外和更兴奋的是昆汀本人，他完全没料到，刚拍过两部作品的自己，走在中国的大街上，居然都有人认识。 　　此后，时间过去了18年，他的第7部电影《姜戈》，才终于姗姗来迟地在中国公映（编按：目前本片重审已通过，定于5月12日上映）。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对他而言极其重要的事：在2002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用惊世骇俗的《杀死比尔》，他重启了自己一度停滞不前的电影事业，回到了创作中，回到了镁光灯下。 　　中国，怎能不是昆汀人生的重要一环？ 　　Vol.1 北京圣丹斯 　　1995年10月，“为了庆祝电影诞生百年”，美国独立电影的年度盛事圣丹斯影展来到北京展映交流。 　　现在回看，当年美方选送的8部电影，几乎都是美国独立电影史上的经典，例如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都市浪人》和王颖的《喜福会》，但最受瞩目的，无疑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他的《低俗小说》（时译为“昆丁?塔伦提诺”及“《黑色通缉令》”）。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当时就在21世纪剧院第一次领教了《低俗小说》。他记得，现场交流环节，昆汀出场，侃侃而谈，“满口脏话”。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剧场之外。 　　影展期间，一个周四，四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二学生碰到了一个相貌奇怪的年轻老外，其中一个认出了这张脸，迟疑地嘀咕了一句“昆汀”，错身而过的对方显然听见了，而他的表情说明，她没认错。于是，4个人回头跑去搭话。 　　昆汀本人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为什么在北京的街头，居然会有人认识自己（当时他在美国也只是刚成名）。学生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学电影的”，而在彼此寒暄之后，他们约定，下周一昆汀去北电参观时再见面。 　　周一，昆汀果然赴约。导演系的学生们找了辆自行车，领他满北京城地走街串巷。第二天，大家伙儿带着他，打了一辆黄“面的”（90年代风行于北京的供出租的黄色面包车），来到南城一个同学“租的平房”，喝酒吃饭，胡吹乱侃。 　　十几个穷学生没招待他什么好东西，但大伙的兴致都极高，爱酒的昆汀，喝了不少二锅头。一屋子年轻的电影人，七嘴八舌聊了一通宵。时隔多年，同学们始终记得的一句话，昆汀忠告这些想做电影的大孩子们：“Story is King”（故事为王）。 　　一周多的行程，昆汀一点没浪费。他还去《秦颂》的片场探班，跟好哥们姜文见了面。 　　昆汀的第一次北京行，匆忙又充实。用时任北电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在《当代电影》2002年昆汀电影专号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恐怕没有哪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外如此入乡随俗……突然明白，他拍的电影何以那样各色。” 　　Vol.2 杀死比尔 中国制造 　　1995年的《四个房间》和1997年的《杰基?布朗》风评不佳，商业上也没有成就，让昆汀消沉了很久，原计划的《无耻混蛋》也因而搁浅。 　　但拍一部功夫片的念想，让这位香港武侠片及日本剑戟片的狂热粉丝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2002年，《杀死比尔》开始制作。 　　起初，昆汀和片方打算在日本东京实景拍摄，但成本核算之后太昂贵，于是他们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国。最后，所有东京部分的内景都在北京摄制，而较少部分的外景则取自东京实地（除了美国中国日本，该片还在墨西哥取景）。 　　昆汀一开始打算自己出演片中的武林高手白眉道长，一到训练压腿，他就粗话不断，骂不绝口。但因为是导演，又必须以身作则。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戏没演成，昆汀的肥肉倒是减了不少。 　　张进战是中国电影圈公认的第一副导演，他表示，《杀死比尔》是自己从影几十年做得最愉快的一次，“完全是在创作，不是干体力劳动”。他说，昆汀“完完全全在做‘导演’”，而不像一般的中国同行那样，要把70%的精力全都用在各种其实跟导演无关的杂务上。 　　片场节奏放松，甚至昆汀有时候头天晚上玩得太过，第二天到了片场宣布说自己今天状态不好，全组放假一天。张进战也证实，《杀死比尔》完全按照的是好莱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