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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有趣有料的狂想家 　　打造“草海模式” 　　邓仪从记事起，就特别喜欢家乡贵州省织金县周边莽莽的大山，四季轮回的景色，常常让他流连忘返。山里的人家少，很少见到外人的邓仪一个人在山中奔跑，野果子被他尝遍了，樱桃的酸甜成了他成年后常常回忆的美味。邓仪从贵州大学环境管理专业毕业后，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主动要求去贵州科学院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 　　面积46.5平方公里的草海，是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以水草繁茂闻名中外，大片的湿地每年都会引来无数过冬的鸟儿。邓仪说：“我那时觉得保护区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但是，周边农民是靠着草海养家糊口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靠打鱼为生，建房子和烧柴，也要砍伐林中树木。面对周围农民因养家糊口破坏环境的行为，邓仪当时的反应是用棍棒和拳头对抗。“打架是唯一的方式――春天，鱼要产卵，是禁渔期，要和偷鱼的农民打；冬天，林子里的珍稀鸟类又成了农民捕捉的美食，还是要打架。” 　　有一天，一个当地农民很高兴地告诉邓仪，他吃了一只黑颈鹤。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在当地人眼中却是偷吃庄稼的“野鸭子”。邓仪一把抓住农民的衣领说：“你怎么能吃黑颈鹤，这是违法的！”“如果我用我的菜养了一只鸡，那么这只鸡我可不可以吃？你看，这些野鸭子吃掉了我的菜，我把野鸭子吃掉了却犯了法，那么我的菜该由谁来赔偿呢？”农民的理由让邓仪一时语塞，无从反驳。 　　一年春天，邓仪和同事乘船搜寻渔网监督禁渔。忽然间传来“啊哈啊哈”的阵阵呐喊，只见湖面上驶来一百多艘木船，排成一列向他们逼近。一千多个村民站在船上，拿着拳头大小的石头、胳膊粗的棍棒甚至斧头，逐渐把他们包围起来。为首的村民大声叫着：“你们国家公务员吃着大米饭，我们连苞谷饭也吃不到，你们还不让我们打鱼。”有人跟着吆喝：“先把他的肠子挖出来。”邓仪叉腰一立，喊道：“你们今天要想打鱼，就先打死我。”爆怒的村民回应他的是一阵石头雨，随后邓仪住进了医院。 　　这场冲突令邓仪和村民的关系恶化到临界点。 　　躺在病床上的邓仪开始检讨和反思，他以前没想过自己可能会错，因为法律、正义站在他这边。但是，静下心思考，他看到一个事实――草海周围的农民是要吃饭的。当地农民原来有人均三亩的土地，保护区为恢复草海水位，淹掉了大量农田，导致每户农民的土地只有不到一亩。一边要保护，一边要生存，自然是保护的主体，可当地的人怎么办呢？ 　　在法律、制度、环境、生存等各种冲突之下，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以人的生存权利为代价的环保注定无法持续，环保不是饿肚子。”邓仪把这个别人或许没有看到，或许看到不敢说的话响亮地喊了出来。 　　他向贵州省政府和相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恰在这时，贵州省环保部门接收了国际鹤类基金会和国际渐进计划组织的一批资金，他成了这批资金使用的负责人。邓仪确定了自然保护和社区扶贫的工作思路，他和同事根据当地村民的家庭情况，把草海周边最为贫穷的农户列为“渐进户”，每户发放1000元的小额赠款，但要求村民必须确定一个增加家庭收入的项目。 　　在邓仪的帮助下，草海人用这笔数额不多却非常有用的钱，开始了自家的创业。有的人家买了几只羊饲养，有的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或是购买一台爆米花机走村串户。草海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衣食父母，贫穷渐渐远去，来往于草海的黑颈鹤和其他鸟类越来越多，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草海模式”。 　　改变了堵和打击的做法，邓仪越来越明白，不是自然出现了问题，而是人出现了问题，除去法律和制度，“第三条路”更为适宜和健康。 　　建立草场生态保护区 　　草海模式出名了，邓仪因在草海保护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众多的奖项和荣誉，他又回到贵州大学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研究生学业。随后，他获得了美国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奖学金。他用这笔钱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用省下的钱，到中国西部几个省份考察了中外环保组织做的一些项目。 　　这次考察，让邓仪的心不时地疼痛起来：在一个山区，他看了加拿大一家环保机构出了很多钱帮助山民修的水窖，拿到钱的一些农民只是修了水窖口，以应付检查；在一个湿地鸟类观测台，一些木板被人拆了，用来固定观测台的钢丝被剪完了…… 　　邓仪开始思考，环保组织“给钱，做项目，走人”的模式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村民是不是养成了从各类环保组织手中拿钱，热热闹闹地搞一场，等环保组织的人走了，继续破坏环境的恶性循环，钱能不能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怎么执行？怎么监督？ 　　一个偶然的机会，邓仪和老朋友向虎见了面。向虎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博士生，他听邓仪讲述了这些年所做的事情，感动之余，向日本大使馆申请到了300万日元交给邓仪。 　　邓仪觉得这次新的项目一定要淡化出钱人的作用，让受益者参与进来，成为永久的主体。“钱是一种手段，改变是一种过程，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惯性思维的束缚，用一种新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