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论自由》的误读.docVIP

李大钊对《论自由》的误读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李大钊阅读过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并且认为，李大钊早期自由思想主要源自密尔。[1]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李大钊对约翰?密尔的思想有着浓厚而持久的兴趣。[2]但遗憾的是，学者们仅仅是泛泛提及这一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因此，《论自由》到底对李大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李氏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该书的原意，李氏是否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受到密尔思想的深刻影响，至今还不清楚。尤其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李大钊那里，革命与自由是怎样一种关系？他早期信奉自由思想，晚年则走上革命道路，其间有没有逻辑上的断裂？笔者不揣浅陋，带着上述疑问和困惑，试图对李大钊受《论自由》影响的情况进行一番梳理。 　　一、李大钊著作引用《论自由》的基本情况 　　我们现在很难确定，李大钊具体是在什么时间接触到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的。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李大钊对密尔自由学说的了解和掌握，主要是依据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3]他似乎没有阅读过该书的英文原版。 　　在李大钊的著作中，最早引用《群己权界论》的是《民彝与政治》一文，该文发表于1916年5月15日的《民彝》杂志创刊号;最晚的是《平民主义》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第15种于1923年1月出版，在此之后，未见李大钊著作再引用《群己权界论》。从时间上来说，前后是六七年的时间;从年龄上来说，是李大钊从27岁到34岁之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李大钊著作引用《群己权界论》的具体情况。 　　在《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一文中，李大钊引用了《群己权界论》中的两段话。第一段是：“意念自由之重，不必于思想大家乃为不可缺之心德也，其事实生民之秉彝，天既予人人以心矣，虽在常伦，而欲尽其心量者，尤非自由不可。”[4]第二段是：“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不独专制政府其行此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无有是。依于公信而禁独伸之议者，其为恶浮于违众议而禁公是之言。就使过去来三世之人所言皆同，而一人独持其异，前之诸同不得夺其一异而使同，犹后之一异不得强其诸同以从异也。盖义理言论，不同器物，器物有主人所独宝，而于余人不珍，故夺其所有，谓之私损。而所损者之家（众）寡，犹有别也。义理言论，乃大不然。有或标其一说，而操柄者禁不使宣，将其害周遍于人类。近之其所被者在同世，远之其所被者在后人。与之同者，固所害也。与之异者，被害尤深。其所言为是，则禁之者使天下后世无由得是以救非，其所言为非，则禁之者使天下后世无由得非以明是。盖事理之际，是惟得非，而后其为是愈显，其义乃愈不刊，此其为用正相等耳。是二义者，必分立审辨而后明。言论之出也，当议禁绝之时，从无能决其必非者，就令能决其必非矣，而禁绝之者，仍无功而有（为）过。”[5] 　　在《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一文中，李大钊说，英儒穆勒著《自由》（On Liberty）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李大钊再次引用了密尔的话：“凡在思想言行之域，……则禁之者使天下后世无由得非以明是。”[6]李大钊以密尔关于言论自由的说法为根据，批评当时议员的不当表现，认为有些议员言语“鄙野”，有违自由原理和立宪精神。[7] 　　在《暴力与政治》（1917年10月15日）一文中，李大钊引用了《群己权界论》中的这一段话：“虽有民主，而操权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其所谓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于余人。所谓民之好恶，非通国之好恶也，乃其中最多数者之好恶;且所谓最多数者，亦不必其最多数，或实寡而受之以为多。由是民与民之间，方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后知限制治权之说，其不可不谨于此群者，无异于他群。民以一身受治于群，凡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问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太半也。不然，则太半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8] 　　在《强力与自由政治》（1918年7月1日）一文中，李大钊引了《群己权界论》中的两段话。第一段是：“虽有君（民）主……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9] 第二段是：“夫泰半之豪暴，其为可异者，以群之既合，则固有劫持号召之实权，如君上之诏令然。假所诏令者，弃是而从非，抑侵其所不当问者，此其为暴于群常较专制之武断为尤酷。何则？专制之武断，其过恶【常】显然可指，独泰半之暴，行于无形，所被者周，无所逃虐，而其入于吾之视听言动者最深，其势非束缚心灵使终为流俗之奴隶不止。”[10] 　　1923年1月出版的《平民主义》一书，是李大钊综合此前的几篇文章写成的，基本上收入了前述两篇文章的内容。所以，书中引用《群己权界论》中的两段话此前都已经引用过。第一段是：“虽有民主……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