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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皮手记2014 1.“吾丧我” 　　写作就是从世界中出来。文明就是以文来照明，照亮是一个居高临下，在外的动作。写作开始就是做作的，必须承认这一点。 　　谁在写作？显而易见，我 。 　　但是，我，鹤立鸡群，形单影只 。 　　如果作者追求的是遗世独立，自我欣赏、自我表演，“献给无限的少数”。不要求诗的兴观群怨、多识，只是语言的自虐，那么无可厚非。但许多自我喜剧化的作者，却又暗藏着入世的目的。一方面表演曲高和寡，一方面又渴望被接纳。甚至共享的范围为零，就诉诸权力，强迫共享，这种事情在专制国家比较常见。 　　诗被接纳是光荣的。因为文明要照亮的是世界，而不仅仅是我。 　　接纳、共享无法被强迫。诗招魂，灵魂无法胁迫。 　　煌煌千秋，灭心从来都是失败的。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我以为，写作一方面出淤泥而不染 ，一方面又要厚颜无耻地回到世界中 。 　　照亮、去蔽。 　　庄子说“吾丧我”。这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吾，一个是我。无我就是吾丧我。这个吾是谁？吾丧我是谁在丧我？无我，它背后呈现的东西是吾，无我的过程呈现的是吾。吾不是自我，而是超越自我的我，通过写作，完全是我的写作抵达了一个无我的境界。 　　我以为，最高的写作是我表演的一场升华于吾的、无我的游戏。 　　我肯定是一个社会角色。但吾是超越性。 　　自恋、自怨自艾、自持、自封、自高自大、自爱、自我表现正是一种社会性。诗的纯粹从来不在这些方面。 　　天地无德，写作要达到的是“天地无德”。 　　天地无德，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共享在道。不在德。 　　如果缺乏共享，那么作品就只能自我陶醉。 　　帕斯捷尔纳克有一次透露：“我给他们送一首诗去，这首诗对我而言，写得太快了，写的是英国罢工。”这并不妨碍帕斯杰尔纳克在我看来，依然是纯粹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写英国罢工，甚至“很快地写”。 　　诗如果不并列展示，就不存在好坏。惟一的诗肯定是最好的诗。 　　诗的共享的范围、层次不同。社会大众是一种共享，小圈子是一种共享，图书馆是一种共享。短时段有短时段的共享。中时段有中时段的共享，长时段有长时段的共享。（时段，布罗代尔的概念。短时段意味着事件，新闻时间。中时段意味着时代，而长时段意味着永恒。） 　　杜甫追求的是长时段，他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也是，他写道“金玉如来是后身”，“绝笔于获麟”。 　　杜甫一部分是史诗作者，史诗意味着共享之证据的可靠性，证据是短时段的吗？我最近重读他的《兵车行》，发现其证据依然可靠，完全可以将战争转喻为当下的拆迁。 　　作者总是 “亲在”于某一社会。但伟大的作者只亲在于语言。千年前写下的《兵车行》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杜甫语言的魅力。 　　社会性因语言的持久魅力而一次次重生于短时段。其社会性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稍减。《荷马史诗》也是一样。《浮士德》也是。 　　写作只能从中时段或者短时段出发，或者从社会出发，但只有语言能够保证作者抵达长时段。 　　我不担心一首诗是否具有社会性或者遗世独立。这不是问题，写什么都行，语言是有超越性的，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它并非短时段或者中时段。语言貌似在社会中、历史中运转着文明，其实它照亮的比所有的当下、时代都更为久远。 　　我们居然还在用曾经照亮商周青铜器的那些字写作。 　　汉语是一种持久的魅力。我依然能听见那青铜上传过来的招魂之音。 　　 2. 写作就是回到故乡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明的方向是破旧立新。往昔属于故乡世界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拆迁、崩塌、消亡之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蓦然回首，大地上，有几人还可以望见自己的杏花故乡？人不是，物皆非，在这种日日新的动荡变化之中，汉语再此次彰显它那种守成、吸纳、以不变应万变的本性。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奇迹是，人们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完全可以用英语来描述的新世界，一方面依然说着、写着七千年前创造的汉语。人们在高速公路旁的摩天大楼上的写字间里说着、阅读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真是梦幻。 　　写作也深受影响，在二十世纪，作家诗人不断地投奔各种社会运动，焕然一新不仅发生在写作内部，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更是无数的文人放弃写作，投笔从戎，下海经商。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写作活动持续一生的人相当少，如果不计那种宣传式的舞文弄墨，古代常识意义上的纯粹的写作，例如杜甫苏东坡们那样的作者，寥若晨星。大多数作家老老实实呆在书房里埋头写的时间不超过十年。在1979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尤其是诗人，持续四十年以上一直在写的人不在少数。 　　无论这些诗人审美立场如何不同，但他们共同的东西是，写作就是故乡，他们在漫长的时间中重建了古典写作的一个基本层面，就是写作本身的持续性。最近四十年，中国世界动荡的方式与过去不同，但激烈并不亚于那些风雷激荡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