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质检者对书稿内容注意的几个地方.docVIP

浅谈质检者对书稿内容注意的几个地方 　　图书付印前清样的质检工作既有同于编校查（纠）错的普遍性，又有异于编校的抽查的特殊性，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对整个内容面面俱到。那么如何确保抽查具有有效性呢？这就有个如何确保查错效益最大化的问题。 　　质检者在检查付印前的清样时，技术性差错当然要管，但恐怕还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书稿的思想性、观点性的辨析上。笔者认为这既是由社会主义的出版性质决定的，也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因为许多书稿的一些内容问题不容忽视，笔者就曾多次遇到过基本没有什么技术性差错，但内容问题却不少的清样，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一番讨论。 　　一、问题的讨论 　　图书付印前清样的质检工作既有同于编校查（纠）错的普遍性，又有异于编校的抽查的特殊性，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对整个内容面面俱到。那么如何确保抽查具有有效性呢？这就有个如何确保查错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笔者以为质检者不应只是满足于查出了多少一般性的差错，而是应把检错的基点首先立足于消除内容错误上。 　　一是通过对表述的品位，质检者可以把握作者观点的“脉搏”，从而判断是否存有问题。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容差错的危害性远甚于一般性的差错。后者可能只是有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而内容错误就有可能在学识、思想等方面误导读者，属严重差错，这从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之“图书编校差错的计算方法”中可见一斑。“方法”中提到，一般性的差错每处记1个或零点几个错，而知识性、逻辑性等差错则要从重记2个差错，可见差错也有轻重之分，内容差错就属于性质严重之列。因此质检工作要有侧重点，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三是如果这类差错很多且又漏检了，这本书恐怕就会被认定为不合格，那就会给出版单位带来莫大的损失。 　　因此，质检者在检查清样质量时就必须更加关注内容表述，笔者看过的两份清样中的很具代表性的问题也许可以印证这一点。 　　二、清样中的表述问题 　　1.在一份社科学术性专著的清样中，作者以学者的口吻探讨学术问题，口无遮拦，“语出惊人”，我们不妨在此举个例子： 　　（1）把我党与从前的反动政府、腐败政党相提并论进行抨击：“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皆以暴力和权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宪政’不过是其工具和装饰。”同时也有诋毁我党领导人的字眼儿：“中国政治已经很难产生毛泽东那样‘乾纲独断’的独裁型、魅力型领袖，也很难出现邓小平那样依赖政治实力‘一言九鼎’的政治权威。” 　　（2）对国家的现行政体说三道四：“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期对执政权的垄断，不仅排除了民主竞选，也排除了对公共政策应负的责任，也很难实现政府和平有序的轮换；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治理的本义。”更有作者的一个“研究成果”：1949年以来中国的治理俨然是几千年来中华封建传统治理的现代翻版。 　　（3）对党的指导思想加以否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以现代宪政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治理结构是根本难以兼容的，这些思路或可收益于一时，但难以满足长期合法性要求。”“理论上，‘党内民主说’是缺乏长期合理性的典型。” 　　不难看出，这些言论对党的领导颇有微词，显然已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违背了国家的出版规定。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通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就不难得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的核心所在，也就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很显然，上述言论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已经演变成了我们常说的政治性问题，能否见书，不言自明。 　　说到政治性差错，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在前面提到的同一版的“图书编校差错的计算方法”2003年7月印刷本中有“一般性的政治性差错，每处记3个差错”的字样，但到了2005年4月的印刷本中则不见了这条内容。这表明管理层对图书中政治性差错的认识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其的态度也变成了“零容忍”，因此也就无须再计算什么差错数了。质检者的思维必须与管理层的这个要求始终保持同步，要特别留意涉及出版安全的表述，笔者认为这样确立自己的工作思路才算是真正尽到了质检的职责。 　　2.在另一份清样中，有一篇作者自述外访的文章，内容虽不极端，但不少的表述在笔者看来也很不适合出版。 　　（1）作者用大量篇幅细致描述了游玩、观光的情节，仅迪斯尼乐园就前后去了两次（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每人门票计100多美元）；根据统计，在不到1.2万字的文章中，“吃饭”的字眼儿或描述虽经作者删减但仍有32处之多。这还不算，在全文末了谈到回到国内时油然而生的“热爱自己祖国”的感情也只是缘于“又可以饱尝家乡水，饱食家乡饭，饱饮家乡酒”，“再赏祖国大好河山之美”，仍然离不开“吃、喝、玩”三个字。作者没有通过此次访美促使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