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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 　　摘要：影视化传播加速了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艺术场的融合过程，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和经典化形式，对其写作技巧和创作模式也有着深刻影响，但跨语境传播的删选机制和文化整合功能，也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类、题材和写作模式等处在一定界限之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与语境、与异质媒介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影视化传播；跨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2-0101-04 　　1980年代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艺术场的互动融合中，影视媒介的作用被凸显，从白先勇、严歌苓、曹桂林到张翎、艾米、六六、桐华等诸多作家及其作品，影视改编都是其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途径。这种借助影视的力量形成的文学传播现象，可称之为影视化传播。处在社会、经济、艺术和学术之交叉点上的影视化传播，既关涉两种艺术形式间的转换与互动，也敞开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复杂性，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浮现了出来。本文希借对现象与问题的理论反思，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启迪。 　　一、影视化传播中的语境适应现象 　　文学的影视化涉及到选择与改编，选择哪些作品，如何改编，需遵循不同艺术形式转换的基本规律，也需特别注意影视改编中的语境适应现象，就是那些声称以如实再现原著为宗旨的影视改编，也受到现实时空和接受语境的制约。一方面，导演、演员等参与影视制作者本身的当代性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影视之中；另一方面，审查制度、受众心理与票房收入等更为显在的因素会规训着影视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影视化传播过程中，语境适应问题也被凸显出来。 　　由于作者的多重生活及文化背景，“异域”风味往往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重要标识；但引发内地影视界关注的作品，往往在其异域风味之后还显现出“共同感”――那些涉及中国历史或与内地当下现实建立关联（可称为“中国相关度”）的作品更易成为影视改编的对象，如张翎《余震》（2007）和严歌苓《金陵十三钗》（2005）的影视改编都体现了这种审美选择。两篇小说都包涵了加拿大和美国元素，渗透着作家的异域体验和认知；但它们面对的都是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唐山大地震和南京大屠杀。那么，在陌生化美感与内在认同之间，何者更为关键呢？在我看来，同的维度比异的维度更为关键，从实际情况来看，得到内地影视界认可的多是具有内地生活经历并着力于书写内地题材的“新移民作家”①的作品。 　　然而，即便是在“相关度”内被选中，影视改编过程还将进一步对文学文本进行修正、整合，最终，影视文本与小说文本在思想、格调等层面的差异，虽与艺术类型有关，却处处留下了语境的痕迹。从美华作家白先勇的中篇小说《谪仙记》和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的影视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小说《谪仙记》写于1965年，其间弥漫着家国之痛与历史的沧桑感，四位留美学生即是这一情绪的人格化，主人公李彤更是光彩照人的叛逆者形象，从中可感受19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的时代气息。以此为母本，1989年由谢晋导演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展现的却是一群中国留学生异域漂泊的爱怨情缘，李彤被演绎成一个感情失败、梦想幻灭的追寻者形象，浸染了中国内地1980年代的情绪。故有评论者言：影片中的李彤不再是白先勇笔下出尘脱俗的谪仙，而是“八十年代带上方便面的出国者。”②其实，导演在改编中有意借鉴小说散文化的结构与抒情化的氛围，试图保留原著的气韵，但因两个文本都对时代气息有着敏锐感知和审美呈现，影视改编反而凸显了时空的沟壑和各自的位置，“出尘脱俗的谪仙”无法摆脱被演绎成“儿女情长的游子”的命运。如果说《谪仙记》的改编个案说明克服文学与影视本有的时空距离之难度，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改编则体现了接受语境对作家作品个性的忽略与逾越。这部反映1980年代美国新移民生活的小说，写于1990年前后，1991年开始在中美两地拍摄，1992年在内地上映，几乎不存在时间差。小说虽不无对美国梦的渲染，但重在通过呈现异域生活的起落沉浮以反思人性，是带有自传色彩的个人忏悔录；由内地拍成的同名电视剧却唱响1990年代中国人异域追梦的主旋律，集中反映了时代感性。对应当时方兴未艾的出国热，电视剧改写了小说的回归主题，张扬了出走的梦幻意识。于是乎，小说里由个体发出的“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的痛苦低吟就转变成电视剧里深情华丽的万众呐喊：“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两者差异之大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改编后的作品失去了主体意境”，只不过是“挂了个根据曹桂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虚名而已。”③ 　　可见，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影视改编中，“海外特性”虽是引发审美关注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