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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文学批评究竟何为 　　 编者按：本期《黄河对话》的“话题”很明了：“理想的文学批评究竟何为”，是围绕评论家王春林的文学批评，却又不拘于其文学批评展开的。王春林是山西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近些年，像他的大胡子一样“疯狂”，文章一篇一篇地发，书一本一本地出。更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从并州“杀”到紫禁城，连做了两届“茅奖”评委，两届“鲁奖”评委。诚如贾平凹所言：“此人是有气象的”，“能吞能吐”好胃口，是条“文学壮汉”，“不得不向他致礼”。 　　 闫文盛（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以下简称“闫”）：既然无须限定主题，我们就随便谈谈。黄难兄跟着王春林老师学习数年，接触科班的东西比较多，在这方面我们是不同的，我原先学的是水利，只是因为爱好写作，转行搞起了文学，虽然对评论文章感点兴趣，但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也无心以此为志业，所以一切谈论只依赖自己的直觉。具体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评论有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是王老师这种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他这种批评分析论证的方法特别严密，所秉持的是西方式的文本细读法。比如王老师最新的批评文集《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就多半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对作品既有宏观性的概括，也有紧贴文本的精准到位的细节分析。当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有个问题，就是他的谈论有时会失之琐碎，过细了，他很多时候会去重述所要解析的文本。我自己做不来这样的分析，但以前常有一种感受，就是觉得这样贴得作品太近，太死，反而找不到那种阅读本身所应具有的跳脱之感和趣味性。这就说到另一种批评方式，我概括为“诗意化的”、去学究味和八股腔的文学批评类型。这样的批评家风格鲜明，在很多批评文字中都打上了自己的标记，有时也可能就对所论述的文本失之过略。当然这只是大致分类，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将两者结合得好的话，我觉得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批评状态，就是说，既能准确地点中所评论作品的穴位，也可以有上升和更大的宏阔的视野，这样自然更容易形成一种参照和互比。你怎么看王老师的批评？ 　　 黄难（华东师大文艺学研究生，以下简称“黄”）：就像您说的，王老师的批评主要是一种文本细读式的批评，这种批评模式保证了论述的说服力。因为采用这种模式，批评家就作品所下的每一个论断都是有根据的，都会有相应的文本为佐证，这就避免了空泛的大而化之的虚浮的批评，这样结合文本就做到了把每一个评价都落在了实处。当然，您所说的相对跳脱文本的模式也是一种很有特点的批评方法。就王老师来说，我觉得他已掌握了很丰富的阅读经验和批评经验，我希望他的转变不是由“紧贴”变得“不紧贴”，而是能把他的经验沉淀下来，系统条理地梳理一下。王老师的文学批评大都是对于作品个案的解读，在这些个案解读中可能会反复出现的一些相近的概念、标准、范畴，这些可以类比的作品就可以拿出来做一个分析。比如“人性”可能就是一个处理和批判的标准，因为我觉得王老师的批评是有一种温度的，他比较注重是否能够在作品中看到作家的悲悯情怀和人性的温度。同时，他也吸收了先锋文学所表现的现代、后现代的理念，以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人性的一种复杂的向度。当代文学与政治有着复杂的纠葛，关注作品对真实人性的反映，其实也是对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过于政治化的文学的一种反拨。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进行文学批评也罢，我们既不能太疏离政治，也不能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人性恰恰是能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一个标准。人性并不是没有政治向度的，它是有政治批判内涵的，并不是说要完全疏离政治。人性本身在王老师的批评当中，有一个形式的向度，也有一个政治内涵的向度。 　　 闫：上午我正好看到王老师对铁凝《笨花》的批评，有一点新的感悟。我想，作为批评家，他确实是那种认真的而不是浮泛的类型，因为他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会尽可能地腾空自己，他没有一个先在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会尽可能地读进去，而后才形成自己的批评文本。这就很难得，因为见惯了那种“随便翻翻”就可以下结论的批评家，那他的这种认真在当下就算是一种罕见的品质。如果说在这个方向上，针对他的具体批评文字展开一点论述的话，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他可能觉得哪一部作品是好的，或者甚至就是经典的，但有一段时期，他可能还会觉得这个作品未必那么好。说到这里，就涉及到王老师对“经典”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我的印象中，他在很多地方都用到这个词。但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经典”？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对“经典”的评判一定得慎重。因为他主要在跟踪评论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长篇小说，但是具体谈到长篇小说的成就，是否可以说，现在真的已经出现了那种可以被奉之为“经典”的作品？起码以我的阅读体会，我对这种概括是存疑的。比如对贾平凹的《古炉》，王老师有特别高的评价，对王安忆的《天香》，他都有很具体的说法。有时，在其他一些作家那里，我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