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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一九八○（一） 　　失去了姓名的女人 　　让中文系与生物系在一个楼里上课，不知是哪个天才的主意。 　　有一次，选修课的老师正讲课呐，就觉得抬头听课的那些同学盯着他腰部以下的地方看，边看边慢慢晃着脑袋。他就心慌了，趁着转身在黑板写字时整理一下裤门，再回过头来稳稳地讲课。过了一会儿，同学们的眼神又凝结在靠窗的墙角，他用近视镜的余光扫过墙角，就看见水桶后面，有只小白鼠正慢慢踱步。 　　我的一些兴趣被生物吸过去了。有时正在上课，碰巧老师讲的那门课程全都是错误的知识，听得越多损失越大，就从衣服口袋掏出七八只小蜗牛，放在前面的课桌上。 　　这时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测量它们爬行的速度；二是把它们的动作，画在我的听课笔记上。 　　小心试探着，从蜗壳钻出头部，放出尾部，然后再完全伸展，它们就爬了起来。小一些的有三厘米长，大一些的四厘米，其中爬得最快的一只，一分钟能爬行十一厘米。这样算起来，九分钟它可以爬出一米远。 　　它的速度之快，超出了我的预料。我的数学计算能力不强，算了一会儿才得出结果，如果它不停地爬行，九千分钟也就是一百五十个小时，就能爬出一公里。如果它一天休息的时候少，走在路上的时候多，半年左右可以到达六十公里之外，它这辈子没有看见过的许多事情，就全都看见了。 　　教学楼右侧是一片草地，小蜗牛们停在灌木的枝干上，懒懒地，一动不动。我把它们带出三百米远，到我上课的阶梯教室，这节省了它们四十多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它们就可以在大学课堂上学习知识了，尽管那些知识对我而言是错误的，但对它们则未必错误，或者还很新鲜。比如说，一些用阶级斗争立场编写的所谓哲学，一些用这种立场对文学作品作的所谓分析，对于那些蜗牛们来说，可能并没有害处。 　　我的听课笔记上，渐渐画满了蜗牛。 　　它们的头部很小，表情不够丰富，但动作可爱极了。它们有时候分散行动，头部向着不同的方向，这成为富有变化的平面构成，让我着迷。还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它们喜欢集体行动，几只蜗牛叠起了罗汉，蛮有趣味，生动极了，这确实是更棒的构图，很少有画家见过，也无法想象出来。 　　下课了，我再把它们送回灌木丛去，一只也不少。 　　我痛苦的时刻提前到来，也与生物系有关。如果不和生物系学生在一座楼里上课，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一位只有二十岁的女孩死了。 　　她的家在农村，很穷。 　　她爸爸死了，肺结核病。这种病是不治之症，直到五六十年前都是，那时人类还没有发现、提纯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但她爸爸是前几年死的，只因为没钱治病。对于穷人来说，许多不该死的病，都是不治之症。 　　她妈妈死了，也是肺结核病。 　　她哥哥也死了，是家里的第三个肺结核病人。 　　她还有个姐姐，几年前嫁了人，搬出了那个村子。 　　然后就是她了，也得了肺结核病，是哥哥死后不久的事情。姐姐知道了消息，哭着回到村里，一定要送她去县人民医院。一个多月后，姐姐的钱用光了，哭着走了，没再出现。 　　几个月后，她死了，还欠着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费。 　　县人民医院找不到她姐姐，就把她的遗体卖了一百元钱，相当于村里一名年轻农民一年的收入，城里一名青年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那时没有恒温的运输车辆，只能选择寒冷的冬天，把她拉到我们大学的生物系楼前。记得那一天中午，食堂开饭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我和另一个同学才急匆匆走出教学楼，到了门口，却被一位生物系老师拦住，帮他搬运解剖课上使用的尸体。 　　把车上的一层帘布掀开，就看见了她。 　　她的五官比较端庄，神态很平静，像是睡熟了，但皮肤冰冷，没有温度。她完全裸着，身材挺好，身体也完整，只是腿的内侧有一处创口。生物系老师解释说，那是主动脉的位置，必须在那里做个切口，把身体里的血液放出来。 　　她没有姓名。 　　我看见生物系老师与运尸车上的人交谈，然后他们在各自的表格上签了字。他们的表格上有她的性别、年龄，却没有姓名一栏。 　　无需填写。 　　她只是供生物系学生解剖的标本，不需要姓名。 　　运尸车司机下来抽烟，同时与我闲谈，把他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包括她的年龄只有二十岁，包括县人民医院那几年怎样为她爸爸妈妈哥哥和她治病，她爸爸妈妈哥哥死后都被家人接回去埋葬了，而她已没有家人了，没有人接她回家。还欠着医疗费呢，大约一百元钱，县人民医院就把她卖了。 　　我不服气，问司机一个问题：不是她自愿的，不是家人同意的，医院有权力卖掉病人的遗体？ 　　司机没回答，但他望着我的目光马上变冷了，甚至能穿过我的身体，看见我身后的虚空。在那种目光里，好像我现在还是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活生生的，呼吸正常，早晚也会变成一具尸体，能不能抵上一百元钱还不一定呢。 　　在北方寒冬，天气本来就冷，加上运尸车司机的冷酷眼神，我感觉自己被冻结了，连走开的力气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