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纷呈的批评实践与多元共生的批评话语.docVIP

色彩纷呈的批评实践与多元共生的批评话语 　　一、社会历史批评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产生之初，社会历史批评就成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大部分批评者的理论资源。如评论过饶阶巴桑诗歌的著名诗人臧克家、藏族文学评论家李佳俊、耿予方等批评者都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发生的20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历史批评自然上升为主流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常常将文学作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中加以考察，把真实性、倾向性、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评判尺度。因此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文本中，基本的批评模式是先阐释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考察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分析和判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结构是否严谨，语言表达是否恰到好处，描写是否生动等等。如藏族批评者勒敖汪堆在评论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时，他的评论文章标题为《生活?结构?人物》，就遵循了上述的批评模式。于乃昌的《漫评〈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一文中评价降边嘉措“为我们展现了西藏苦难的历史，变革的现实和光明的未来。……在《送“鬼”》中，作者通过送‘鬼’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和边巴独特的悲剧遭际，集中反映了旧西藏百万农奴苦难的历史命运，再现了旧西藏的社会现实，从而深刻、形象地揭示出：西藏革命和和平解放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循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洞察和理解，作者始终是立足在藏族社会生活的基点上，把艺术的广角始终对着瞬息骤变的藏族社会现实，由此结构谋篇，组织错综复杂的事件，各色各样的人物和丰富多彩的场景，使小说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社会的一面镜子。”[1]这段文字，就是运用一定的历史观点和价值观念分析作品，揭示了《格桑梅朵》的真实性、倾向性以及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应有的社会效果。 　　因其理论的普泛性和实践上的易操作性，也因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产生的特定时代和政治背景，社会历史批评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发展，单一的批评方法已经很难全方位地展现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内涵和风貌，许多批评者在考察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时，在社会历史批评中融入了更多的形式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 　　二、文化批评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而以之为主要话语资源的文化批评成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批评方法。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大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对具体文本的文化内涵的分析阐释。这类批评比较多见。在《跨越文化禁忌的艰难――〈鱼〉的一种文化解读》中，郑靖茹分析了鱼在藏文化中的禁忌，在汉文化里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她通过对《鱼》的细读，指出“阿来以‘鱼’为题来建构这个文本可谓是意味深长，钓鱼不仅是藏文化中的‘自我’与藏文化的‘本我’的交战场所，更是藏汉两种文化深层心理的正面碰撞。因此可以说，文本中的鱼是关于文化禁忌的隐喻，钓鱼事件是处于藏汉文化交叉地带的阿来对文化交融的观察和思考。”[2]接着，批评者详尽地分析阿来在钓鱼前、钓鱼中和钓鱼后的生理心理感受，把阿来钓鱼阐释为打破鱼文化禁忌的仪式化，阿来的“恐怖、恶心、惊悚感”等阐释为“文化的交融不仅是自我与本我在心理上的激烈斗争，还有跨越文化禁忌时在生理上引起的一系列本能反应。”“这个仪式化的钓鱼过程的象征意义在于：与自己心理上和血缘上所属文化传统的交战所引起的‘痛’不仅是一种切肤之痛，更是从心理到灵魂的痛，所以文中那场暴风雨实际上不妨看做是叙述者自己心中的暴风雨，看做是两种文化心理激烈交战的一个场所，一个象征。”[3]阿来在钓鱼后“冰凉的身体又慢慢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安全了”，隐喻走出了文化禁忌的“我”的境况。郑靖茹挖掘细节背后的东西，她的分析阐释不仅没有牵强附会的感觉，而且体现了文化批评的价值，是批评者从文化禁忌入手审视文本文化内涵，获得文本文化人类学价值的成功尝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对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权力机制的分析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贯强调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尊重和鼓励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说，汉语也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或第二母语。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有选择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对某一少数民族作家来说，选择汉语写作，是有一定的历史缘由。具体到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批评界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是历史的宿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批评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文革”时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倡导汉语文教育，推行“民族融合，语言归一”[4]的教育思想，使藏族作家接受汉语文的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