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docVIP

夜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这种酷暑之下来阅读这种严肃的理论书籍似乎有悖古人“季节读书论”的美好教诲。但我的信念是：在任何一个季节，可以阅读任何一本书。它完全在我个人意志的范围之内，而不能轻易地让精神的自由臣服于自然季节的更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预见性，无疑已被时间证明了它的失败，但它仍然赢得了我的敬仰，首先是因为他的方法论的魅力——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俘虏了我的心灵。在我看来，辩证法的诞生是人类理性真正的骄傲，是人类在思维领域获取强大自信的有力保障，理性本身的内在虚弱因为辩证法的支持而一扫而空。我还以为，辩证法是哲学超越自我逻辑困境的唯一妙法，而且只有通过它，理性才能解决非逻辑的生活和生命的纷纭万象，才能有资格谈解释——否则即便是生活，依照常规逻辑也是不可解的。 　　为了忠诚于思想的本分，也许这种敬仰我还应该追溯到黑格尔、甚至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可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学子，不能不将这种起初的影响归之于马克思，尤其是在对其原著的阅读当中滋生的敬意更加强化了它。 　　我曾有过窃书的不光采历史。 　　我品尝过某种恶的滋味，我所指的恶就是——窃书。当然，我遵循的不是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的教导，而是强烈地认定了这是一种恶的行径，但老实说，这种不光采的道德污点使我蒙受耻辱的同时，也曾让我暗暗振奋。是的，“恶”让我振奋，尤其是当这种“恶”是出自于自己的个人意志，而不是由于他人唆使的情形之下——显然，恶具有某种出其不意的魅力，令我们难以警惕！ 　　我的振奋，部分原因还是由于我对书籍的痴迷所致，窃书倒不是因为寒酸，而是生怕眼前的好书从此消失匿迹，而图书馆又不准买卖，窃而藏之的占有欲便征服了当时我那尚且摇摆不定的道德。 　　我疑心过自己也许有借道德主义来干不道德行为的嫌疑，因为我所窃之书便是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马克思所著的书——《共产党宣言》，这一事件发生在我的高中时代。而从此这本神采飞扬、影响甚巨的著作让我迷上了马克思的文风，这也是我敬仰马克思的另一个原因。更何况，我个人的所有道德理想主义直接受益于他。于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我花了较大的精力购置了他们的全部作品，现在，我的同龄人之中，象我这样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资财拥有了一整套《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人，即使放眼整个祖国大地，恐怕也会屈指可数。90年代中期，我一个人潜伏在北京、上海、长沙的图书城那潮水般弥漫伸展的书籍之中，虽满脸倦容却目光炯炯地追索着精神的书籍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 　　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历史预言，时间已经证明了他的错误，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官方哲学的权威，一直讳言这一点。 　　我认为，他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他不是个心理学家，他低估了人心的复杂，他以为社会经济只要发展到某一高度，无产阶级就会掘了资本家的墓，劳苦大众就会翻身做主人，平等和自由就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极致的美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就会自然而然出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精神上深度不够，对人类的内宇宙发掘太浅，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末世预言，而历史给予的强烈反讽却是——他当时眼中的末世却正好是资本主义走向颠峰的繁荣阶段！即使他去世后的几次国际性的经济大萧条，也仅仅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规律性调整就足以克服，并无丝毫衰象，即便是今日，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强劲的攀升势头，根本没有临终前的末世征兆。 　　有时候，我想，马克思如果是在弗洛伊德之后诞生的话，其思想的面貌可能会迥异，而其思想的冲击力可能会强大和准确百倍！ 后期的马克思虽然摆脱了宗教背景的束缚，强烈抨击基督教精神，成了坚强的无神论者，但作为犹太人，其精神的骨子里还残留着犹太先知崇高的传道生涯的激励，他的物质上的苦行主义、他强大无比的精神信念、他一厢情愿的道德理想、还有他那先知式语调的末世预言，无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所拥有的某种新的宗教色彩。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理想王国的大部分乐观来自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激励，有趣的是，还停留在猜想和假说阶段的生物进化论竟然如此普及地成了那么多理想主义者的救世法则，这不能不说是时间老人玩的一个偶然性的恶作剧。 　　我曾有幸在90年代中期读到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封笔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他在第80章中一针见血地道出：“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的默许，引起了卡尔·马克思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 目光如炬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轻轻剥离了马克思的精神和思想的外裳。说道： 　　“---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