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制度计及“法治下乡”.docVIP

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及“法治下乡” 行政法专业01级硕士 王旭坤 在查阅了各样的资料和论文后，我甚而不敢动笔写了，因为所有的观察都有一种局限，所有的结论都有一种片面。但是，我必须写，基于九天在迁西的观察和现有的学力。 需要明确的是论文的前提有（2）：即，（1）现有的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是被认同的（2）国家法亦是被认同的规则之一。 一，制度设计 乡村自治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一块，“地方自治的引入和整个实验过程，一直是在地方分权化乃至分立、分裂的政治环境是中完成的”（即在20世纪上半年十月中国政治动荡混乱）“如何找到中央和地方的平衡点，加强中央的控制力及对社会的渗透力、进而强化其资源提取能力和政治整合能力，是摆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首要任务。”而领导人最关心的首先是政局的稳定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问题。 可以说，在中国，地方自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设计。 而同时在中国，政治是不用法律语言说话的。（这被学法的人视为一种悲哀）撇开两者的关系论断及对国情的考察。在98年，九届人大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村民自治算是上升为一种为立法承认的制度。同时，中央也一再下达“加强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送法下乡”的政策指引。 村民自治同时具有了一种法律认可的制度性质。 这里，我试图在短短九天的实践考察中，结合法律与社会学知识，以选举，乡规民约，两委关系，及其它制度设计几方面看村民自治，并在假定“国家法亦是一种有效可行的规则”之上，讨论法律如何与村民自治进步结合。 上营乡两村的“选举” 《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选举被视为村民自治的基础和实现的第一步。 从在上营乡大堡城村和董家口村收集到的信息看：（因为我们是年前去的，所以没机会见到选举现状） (1) 村民对选举的漠视与参与是并存的。一方面认为“选谁都一样”，一方面 也有较高的参与度，如选时“去的还比较齐”，而且存在“选前拉票”，“找同族的亲戚朋友，让他选××”。 张静老师在对吉林省梨树县（海选之乡）的调查中，曾有过一段精彩描述可作为注角：“相当部分村民也缺乏对选举的投入和兴趣，表现在：村民对竞争选演讲的参与率不高（但私下串联的不少），对竞选者的公开提问相当有限（但私下议论却非常多的），一些村的弃权票很高（达到200张以上，代家人投票的情况也相当普遍）”。 (2) 选举与宗族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被调查的村民都反映了“村里 当选的都是大户”，“选谁都一样，还不如选自家亲戚，选了好说话”。而亲族本身与乡村即具有干丝万缕的联系，宗族规则，伦理与国家法的关系，是超出选举这一块的。关于宗族的问题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论述。 (3) 选举程序的不规范及不被了解。在两个村，候选人的推出与当选是在同一次选举中，一张票上3个人（保证一人为女性），先投票选出候选人，然后再次投票，以票数多少选出村长，会计及妇女主任共3人。如果第一轮过半数自动当选，如票数相同则再次投票，如果票数不够半数须再次投票。 比较《选举法》的规定来看，这种程序被一定程度的简化了。许多地方，如候选人的提出，选票有效的认定，代选等不甚规范。但就其遵循了“普遍选举”“秘密选举”的原则来看，选举程序的简化在农村是可行的。（在80年县级直选试点中，许多程序也是摸索出来的，如缩短选举时间，将县选与乡选时间靠近以不影响生产……）而且，“村民选举”作为直选，重要的是村民直接选出“村委会”，“给不给他们权利是原则问题，用不用这些权利是他们的私人选择问题。”所以，起码，实践中简化的“选举”起到了形式公正的作用。 难办的是（4），对选举权利的不重视。 在“选谁都一样”的思想支配下，不如把“当官”的权利先分给自家的亲戚朋友，这样反而卖了个人情。现实中，村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稳定和经济收入，而当政治与他们关系不大时，他们就成为“最少拥有政治权利的那批人。”同时，在上营乡，两个林村委会的村庄管理与资产经营的双重任务与村民联系不大。当田地与栗树分配完毕之后，各家基本上是种自家的地，摘自家的果，而地树分配是十年三十年才一次的，而且两年村都没有集体企业，于是，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便显得不是那么紧密且重要。 调查中，村民用朴素的话语说：村干部，你有事找时找不到，找着了也没用。一年他们找你只有一次，就是打分的时候，让你打满分。（村干部的工资来自三提六统，只有得满分才能领到工资）另外，两个村之间也有区别，大堡城村的村民对干部的抱怨非常直接，当面也讲。而董家口调查的4天半时间，村长几乎全程陪同，谈了许多工作计划，村民对干部抱怨少，而对具体问题如污染，地数微调等的抱怨多。 村民对选择权的不重视，导致选举时随意处置，或把选举权当作一种“人情”，而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