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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之后的王先谦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是清季民初许多士绅生命历程中的分水岭。革命前，他们是地方上的学界翘楚、意见领袖，革命后，则僻居一隅，几乎失语。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些历史人物1911年之后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相关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前热后冷的不平衡现象。比如清末民初著名的湘籍人物王先谦，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其学术思想和湖南维新运动期间的守旧主张两个方面，对于他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则笼统地以“埋头著述”一语概括之。 　　201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五卷本《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之第三册中，披露了五十一通1911―1914年间，王先谦僻居平江时，写给管家马福的手札，均为1986年岳麓书社版之《葵园四种?虚受堂书札》所未收。内容涉及其晚年生活起居、银钱往来、刻印书籍等多个方面，文字直白，多为口语，为学术界提供了了解辛亥革命后王先谦思想主张与学术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一 　　或许是由于和湖北临近的地缘因素，当10月10日晚，驻扎武昌的清朝新军举行起义后，湖南很快就得到了消息，根据王先谦的说法，当时长沙城内“人心动摇，讹言四起”，士绅纷纷避走。他自己也于当月19日启行，赴长沙以北约三百余里的平江县。初抵平江时，他的生活十分困顿，曾“数日三移居”，一度甚至无米下炊，“问邻家乞得半升”，直到这一年的12月底，才在平江北乡的烟舟苏家完全安顿下来。 　　王先谦之所以选择在此时避走平江，固然有躲避战火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其对武昌起义以及此后建立的民国政权的不认同。在得知清廷停止永平秋操，从各地调集部队赶往武昌时，他写下了一首无意中透露自己政治立场的诗：“汉江联翩起六师，更将何策驭蛮夷？茫茫世事真难料，扰扰浮生岂足悲……”此时，身为汉人的王先谦似乎忘记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曾长期是中原儒生眼中的蛮夷，反而视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革命者为蛮夷。 　　正是由于对革命的这种不认同，使得避居平江的王先谦犹如惊弓之鸟。他在信中多次叮嘱马福不可对外泄露自己的行踪，“我家一切事，不可教人晓得，总莫对人说实在话”，“此后莫说我住在平江，只说已赴上海，要紧”，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极度恐惧。由于王先谦赴平江时，家人中仅有二妾同行，他的正室及儿子、媳妇等都还留在长沙，他于是多次叮嘱马福留意时局，遇有不测，立即保护家人出城：“倘遇急，他非所论，总以照护太太出城为第一要著”，“如太太肯来平江最好，若不肯，著少奶奶偕宋姨太太先行（夹注：免累赘太太，此层要紧），留三少爷（夹注：切莫在外闲游）伴太太镇住家里，看势头说话，一见不对，速即来平。” 　　王先谦虽然避走平江，不奉民国正朔，但却密切留意着当时湖南地方政局的发展态势。他多次要求人在长沙的马福为其打听时事，寄送报纸，“闻本省都督已换熊希龄，不知真假，汝可打听实在告我”，“近日有报，不论满汉，寄我看。闻瞿中堂（指瞿鸿?S――引者注）、余大人屋被兵占住，果否？”王先谦还曾对时政发表意见，认为“自治局如此消弭也好，当今之世，一狼虎横行之世也”。这些都表明，这位当年湖南维新运动中著名的保守派士绅领袖，虽已淡出历史舞台，但仍保持着对时局的观察力。 　　二 　　整理著述并加以校勘出版，是王先谦1911年后所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避居平江期间，他整理校勘的书籍除了其自著的《五洲地理志略》、《诗三家义集疏》、《虚受堂文集》、《葵园自订年谱》等外，还有其父的遗作――《诗义标准》。 　　翻开这批新披露的手札，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王先谦急于将著述出版的焦急心情。他将刊刻著述看成是自己的“第一要事”，多次要求马福提醒刻印店加快进度，手札中多次出现“速催”、“速催得来”等字样。但是作为管家的马福对此却似乎并不理解，他对王先谦书籍的保管并未十分尽心，对其急于刊印书籍的焦急心情也予以敷衍，这些都引起了后者的不满。王先谦曾以难过的口吻责备道：“平江回去书箱，如何存在祠堂，并不运回？也不告我。锁皆靠不住，你岂不是安心丢我的？即令一天不全运回，每日零星运回，才是道理。想起这些事，心中实在难受。”他曾计划利用长沙家中大、小花厅的戏台印书，但马福却回复说没有地方。对此，王先谦先是言辞激烈地历数马福对其刻印书籍之事的敷衍：“二月我回来，你就买纸买墨，我走了，你就丢开一边。你从平江回去，就说匠人被学堂占了，要等放暑假。放了暑假，又说我无房子，你害我有何益处？”然后语气一转，近乎哀求地说道：“如今《诗义标准》、《五洲地图》要分起赶印，《诗义》完后，接印《地志》，只要此事办得好，我就感你的情。” 　　事实上，王先谦此时之所以急迫地想要将包括其父遗作在内的著述刊行于世，多少也与其1911年前后人生境遇的变化有关。虽然学术界一般都将王先谦视为晚清湖湘学术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