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在何家寨小学读书.docVIP

1957年，我在何家寨小学读书 　　人为万物之灵，兰为百花之英。自己跟兰草之间的缘分，竟是今天想来可笑亦可叹的一种生活境遇。 　　那是1957年，自己已经从宣化小学转到何家寨小学读书，这个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路。 　　学校校长是董隶之，老师有宋宪章老师、严老师、邱玉兰老师（女）等。和我同村及邻近的宁文明、张传礼、孙福平、刘秀英（她和孙福平早已订亲，但互相从来没有说过话）、赖兰英等，也在这里上学。我们这些路远的同学，全都住校，当然都要自带粮食、行李、碗筷。夜里，我们男同学在一间仓库（或是牛栏房）的阁楼上睡觉，大家挤在一起，身下铺着稻草，因房顶很低，不能直腰抬头。学校有个小伙房，只给学生做简单的主食，不做菜。所需柴火，是由学生带柴来或上山捡柴。在学校，我们从没有喝过开水，都是喝冷生水。 　　每个星期六下午下课之后，我们回家拿粮拿菜，星期天下午从家里返回学校。有时候，我和宁文明、张传礼、孙福平等一起走；有时候约不到一起（尤其是去学校的时候），我就自己单独走。因为星期天要在家干活，上路后天色已晚，一个人走进那条叫禾麦冲的大山冲里，看到前后无人，听到风刮树林的阵阵响动，心里就怯怯地害怕起来。路旁的涧溪流水哗哗作响，既有几分动听，也更增山谷的幽深与心中的孤独。 　　拿米、拿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如果家中没有现成的稻米，回到家后要自己动手“整米”；如果没有现成的面粉，自己要动手磨面。拿少了不够吃，拿多了家里承受不起。说起来，1956年，尤其1957年，风调雨顺，没有大灾，上学路上，可见水稻长势良好。1957年又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其中农民由1952年的62元提高到79元（其实这个统计数字是有水分的，不确切）。但是，农民的经济仍然比较困难，粮食在交过公粮后仍然不能放量地随便吃。我家人口多，劳力不足，困难也更大。国家的经济进步并不能均匀地体现在各家各户的现实生活中。 　　学校东南面约两里路处，有个名叫“茶坳”的地方，那儿有个供销点。住校的部分同学，有时去那儿买煤油用于晚上照明。那时用的煤油灯，最高级的是带有鼓肚形玻璃罩和柱脚的灯（多见老师批改作业和备课时使用），一般多是用墨水瓶做的灯：找个空墨水瓶，灌进一些煤油，瓶口上盖住一块铁片或铜钱，铁片或铜钱中间的孔眼里插一根用铁片做成的小管子，小管里穿一根用棉絮拧成的灯捻儿。就是这种简易煤油灯，也不是每个同学都有，更不是每个同学都能买得起。尽管买一瓶煤油只需两分钱，一瓶煤油能用好多天，但能拿着墨水瓶去供销点买煤油的同学，也只是少数。 　　晚上自习和写作业，没有煤油灯的同学就厚着脸皮在有灯同学旁边“借光”，或者拿别人的灯瓶去买点煤油，比较心安理得地与人共用一灯。我就没有油灯，也买不起两分钱一瓶的煤油，自己的口袋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因而，晚上自习和写作业时，我只能向别人“借光”。每当“借光”之时，心里会产生出一种难言的自卑感。于是，不好意思坐在人家油灯的近处“借光”，而是坐在较远的地方，仅仅借点微弱的灯光。但这时的我，早已知道替父母分忧担愁，非常理解父母的艰难和不易，知道家里没有钱，除了必须的学费，从不向家里要零花钱。 　　再说带菜。那时住校读书，学生都要自己带菜。因为每次带到学校的菜起码要吃一个星期，所以基本都是带点家里腌的咸菜。夏秋两季，食物腐败很快，无法往学校带菜，就只能不吃菜。在何家寨小学房子后面，我和张传礼、宁文明、孙福平合伙开出一小片菜地，种了苋菜和荆芥，下面条时掐几棵扔到锅里。 　　在家乡，农户都有自己的菜园，都种菜自给。实行公社化和大集体后，也基本保留着少量的自留地（主要是自己开垦的小片荒地及房前屋后的零星空地）。春天的油菜，夏天的黄瓜、茄子、苋菜、莴笋、辣椒、南瓜、苦瓜、丝瓜、豇豆及秋天的萝卜、青菜等，都会种一点。尤其一种秋冬食用的青菜，人们用土话叫它“熟菜”，是家乡的一种特产，可以长到一两尺高，能炒着吃，也适合腌成咸菜吃。家家户户，都必种这种菜。因为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三月，菜园里没有菜，这半年多的“当家菜”，主要是用“熟菜”腌成的咸菜（当地土话称为“盐菜”），以及早地豇豆腌成的“盐豇豆”。 　　为了腌制并储存咸菜，每个家庭都有一两口大缸。种在旱地（如山坡地）周边的豇豆，会从农历五月结到八九月，妇女们经常提着竹篓到地边庄稼棵、小树林和草丛里“找”（摘）豇豆。长得粗壮发老的，及时做菜吃了；比较细嫩一些的，就腌在小一点的缸里。尤其是摘来的秋豇豆，因天已转凉，容易腌成“盐豇豆”。另外，每到“立冬”之后，人们就把菜园里的冬青菜“熟菜”全部砍掉，挑到水塘边整棵儿洗净，晾干明水，腌在大缸里，上面用从河滩抱回的光洁石头压住。这洗菜是个苦活儿，一是水凉手冷，二是长时间蹲在水塘边使得腰腿疼痛。在我家，这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