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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 　　《创业史》的第一部问世后赞叹者络绎不绝，其中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是广受好评，被评论者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突破。 　　当时青年学者严家炎的声音值得注意，他对《创业史》的评价似乎正符合新时期以来占据主流的评价态度。1961年，严家炎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上分别发文《谈？?T创业史？?U中梁三老汉的形象》《？?T创业史？?U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在肯定《创业史》的基础上，尤其肯定了柳青对“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塑造，而对饱受赞扬的梁生宝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一观点被批驳后，1963年严家炎发表了《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对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展开了专门分析。严家炎的论点在当时确实独树一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十七年”文学界的主流观点“唱了反调”，而不久之后，一向低调的柳青专门在《延河》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专门就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的指摘一一回应。随后出现了大量附和柳青、对严家炎的观点展开批评的文章，直到1964年严家炎发表《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这一系列的论争才算告一段落。在这篇文章中严家炎虽然承认“离开了梁生宝形象，当然是不能估计《创业史》成就的”，但对自己的观点还是有所坚持，当时这一系列争论，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段常被提及的公案。 　　一、“注定失败”的“新人”形象 　　随着文革结束，当代文学在80年代迎来转向，严家炎当年受到批判的观点新时期以后俨然已经成了公认的常识。提到《创业史》人们大多认可梁三老汉是“十七年文学”人物谱系中的一抹亮色，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人形象”则不仅在艺术上不尽人意，还隐喻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然而随着时间前进，“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终需被“历史化”，这种视角意味着人们不能再只从“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讨论问题，将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仅仅视为对政治的“图解”。 　　从“历史化”的角度重读这段公案，便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的批评，最鲜明集中地体现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文章写到柳青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概括起来则是“三多三不足”。时至今日在谈及严家炎的文章时，还有人认为其评价完全正确（比如余岱宗的《“红色创业史”与革命新人的形象特征――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但从“历史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看到“三多三不足”中体现的评价标准中的含混之处，以及柳青回应中的合理性因素。 　　“三多三不足”有些笼统，这几乎是所有同时期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都会面临到的问题，而“足”与“不足”也无法量化，因此可举两个例子来看严家炎和柳青的观点冲突。当严家炎把梁生宝那些相当“简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说成“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关于梁生宝形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随时能将身边的小事上升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时，柳青则强调所谓的涉及到政治成熟、理论素养的字句，只是自己在参加农村党员整党教育和思想动员时听到的内容（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换言之在小说中梁生宝对于现实中许多“上纲上线”的感慨并不是个人的“创见”，而是对任何一名农村党员都有权利参与的学习过程的“复述”与“理解”；严家炎认为梁生宝处理的事件太过平凡、与蛤蟆滩“三大能人”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缺乏正面冲突时，柳青则认为在小说内容展开的范围内，并没有更严重的事情，以至于重要的正面冲突是否都应由梁生宝来完成，柳青则认为“这样包打天下的英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并不合适。 　　当时论争的具体细节，与文革后成为主流的评价形成了有趣的反差。按照后世的理解，“新人”正是因为过于“高、大、全”而违反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然而在当时，正是身为“新人”塑造者的柳青在强调梁生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与完美，它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而严家炎则认为梁生宝的行为需要更进一步才配得上作者对他的定位。包括在《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一文中，严家炎还说到梁生宝“对女方的手有些微妙奇怪的想法”，这与“朴实的青年农民不太协调”，进一步对梁生宝的人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严家炎当时的观点中，又是梁三老汉那样的“旧人”形象才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作品的艺术水平，与思想水平相关的“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也正是通过作者对这一形象身上“落后”因素的精准把握来实现的。但如果梁生宝变得更加符合“英雄人物”的要求了，那么他势必无法“兼容”根植在中国农民身上的落后性，而梁生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