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写作”笔谈（之二）.docVIP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写作”笔谈（之二） 　　论新世纪城镇化时代的乡土叙事走向 　　张丽军 关建华 　　↓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乡土，是千百年来乡土中国人魂牵梦绕的故乡，是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理念和文本中，是没有‘乡土文学’的，虽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只有田园诗，而没有乡土文学……乡土经验的书写，其实就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产物。”（程光炜、丁帆、李锐等：《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议”纪要》，《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5页。）乡土文学最初源于鲁迅，而鲁迅做小说的初衷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鲁迅杂文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书写与鲁迅的启蒙主义叙事方式分庭抗礼，成为乡土小说的两条经典路线。 　　新中国初期，“‘政治入乡’给乡村叙事带来的‘变调’式转变，巨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于文本创作，使得乡村叙事的发展经历一个‘变态’的时期，出现著名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高潮”（韩文淑：《新世纪中国乡村叙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页。）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复兴，接续了中国现代乡土叙事的创作传统。随着“伤痕”“反思”“寻根”等小说类型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重构时代的乡土问题。以路遥、王润滋、何士光、张炜、贾平凹、阎连科等人为代表，对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乡村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书写了农民在乡土社会变动中内心的异化与躁动，展现了传统乡村在改革开放后，因为社会转型所表现出的裂变与阵痛。 　　新世纪以来，“社会生产要素包括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等社会要素，也由分散的农村向现代城市集中并逐渐增长，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城市性的大变革。”（牛文元编：《中国“新四化”研究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城镇化进程同时冲击了传统乡村伦理价值观，致使乡村内在伦理秩序倒塌，促使中国乡村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剧变。“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基本处于农业文明的国度，‘乡土社区’结构的变化成为作家普遍关注的对象。”（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莫言、张炜、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赵德发、刘醒龙、刘玉堂、陈应松、关仁山、刘玉栋、梁鸿、魏微、刘亮程、鲁敏、付秀莹、常芳等继承并发展了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对传统观乡村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解读，使得城镇化时代的乡土文学叙事展现出了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精神特征。 　　 1.城镇化时代的生态主义乡土叙事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世界生态文学思潮在80年代传入中国，企图“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第139页。）。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面对中国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被人类无节制地开发与掠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现象，如何“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甚至“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曾繁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版，第3页。），成为了当代乡土叙事中的新思考。张炜、韩少功、于坚等名家从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不同文体开始了具有生态主义思想的文学书写，如张炜的《融入野地》《芳心似火》《午夜来獾》等生态思想意识的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 　　陈应松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城镇化过程中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社会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一个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感。其中获得全国环境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以代表城市文明的公路修进神农架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伯炜义无反顾地救助在悬崖峭壁处遭遇车祸的伤员的故事。自从公路修进神农架，路上车祸明显增多，各色人纷纷通过公路进入神农架，不仅给神农架带来畸形的价值观念，而且还向神农架丰富的自然资源伸出欲望的黑手。小说中提及一个团政委转业回家时，不仅带走了好的香柏家具，还带走了需要杀害近百只香樟才能生产出的两公斤半麝香。作者在文中以伯炜的口吻自问：“神农山区的山好像渐渐地矮了……因为参天大树都砍光了。……先是拖木材的车，后是拖门方的车，再是拖棍棒子的车，拖木炭的车，再就是拖树枝的车……现在司机咋就胆子越来越大……那是因为钱。但当官的呢？坐桑塔纳和红旗、奥迪车的呢？”（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小说月报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