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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者”徐小平：我投资的是我自己 　　初识“中国合伙人” 　　我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学音乐学专业，最后两年，我到北大去听课，一周去两三次，在那个时候完成了我从一个音乐人才到一个社会科学人才的这么一个转变。我的人生抉择假如要说的话有三次，第一次我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当时可以分到文化部，但是，在文化部和另外一种心灵的召唤之间，而这个心灵的召唤呢，是我觉得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北大的那些一个个野心勃勃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有这种东西吸引我。 　　我居然自己跑到北大，北大团委，北大相关的部门。我说我想来北大，他们说我们要你这个人才干什么？我说你们很需要的，北大校园文化不能没有我。结果我就去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自主的、强烈的、自我的抉择。而这个选择现在回想，可能是我人生最最关键的一次转折，超过所有的其他的。因为我在那里认识了王强、俞敏洪、包凡一这一批后来做新东方的朋友。如果没有在北大这个经历，那我的职业生涯一定是完全跟现在两回事。真的，我真没有想到这一次选择后来是如何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当时其实我可以按照这个仕途走下去，我突然之间又感到一种饥渴、焦灼、不足和某种呼唤、召唤。那是什么呢？在北京这五年，我基本上看到了中国跟外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仅是物质的，还有其他地方的，看不见的东西。 　　当时我记得北大一个著名的老师，现在很有名，他说我先出国一趟，去一年，解决八大件的问题。就是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手表，就出国一趟，学生啊，访问学者的工资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八十年代你要想解决，没有十年八年不可能。 　　那中国跟世界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说实话这种东西任何一个有理想的，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的青年你不能不思考。所以基于这种思考，我想出去看看。所以出国留学，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重大选择。 　　我的过去，都是为了加入新东方做准备 　　第三个选择就是回国创业。这个也是我人生最最重要的一次决定。1995年新东方已经成功了，俞敏洪到温哥华来看我，然后我从温哥华立刻就跟着俞敏洪回到新东方，我一瞬间就找到了当年在北大团委做老师的感觉，就是帮助一代中国奋斗的大学生，开始帮他们出国吧，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怎么样，然后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996年到2006年，我在新东方这个十年，假如说我的人生就要选一个抉择，那就是从国外回到新东方，参与新东方的创业。我当年读大学、留学、在北大，都是为了加入新东方做准备。 　　我今天做天使投资、创业辅导，也就是因为新东方的经历才有了这种能力，所以我自己很感恩。通过在北大结识了俞敏洪，也通过我自己的勤奋和勇敢，当机会召唤的时候，当俞敏洪到来的时候回到新东方，这样完成了我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抉择。 　　海外学子：真格基金喊你回家创业 　　选择创业你就选择了痛苦并快乐着的人生。假如再加三个字，就是痛苦并快乐着，而且辉煌着的人生。在两三年以前，大家说出国的永远比回来的多，回来的永远比出国的少。其实这个历史的潮流在过去三年已经完全逆转了，现在是回国的比出国的还要多。 　　中国它的这种吸引力，它的这种机会已经让海外学子，甚至全球有识之士都纷纷来归，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几乎每天每日我们看见历史在变化，政策在开放。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我们要为这个时代欢呼，而歌唱这个时代主要的方法就是采取行动，努力地投入创业的大潮里去，冲撞起来，影响起来，让中国变得更美好。 　　对话创业者一：玩乐少年派、格林音乐创始人丰驰 　　丰驰：您投了很多教育的这种产业嘛，那您再投的时候会关注哪一些，然后在什么阶段？ 　　徐小平：我们就是看到性感的项目就扑上去。所谓性感的项目当然指的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你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丰驰：我们免费匹配家长和老师，但是赚钱在后面。比如服装，你要为他们造型嘛，然后去演出，然后要录音，然后包括MV，包括乐器，这是后端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盈利方式。 　　徐小平：你这种让学乐器的学生，能够展现自己的这个非常性感。为什么后一个不太性感呢？很性感事儿结果要钱，这个有点问题。那平均一个学生收多少钱？ 　　丰驰：平均五千。 　　徐小平：救命啊，太贵了这个。你这个生意可以做，但是你做不太大。你应该想一个办法，从五千块降到五百块。从比如一年做一千人，到一年做十万人。 　　丰驰：现在我们就希望通过所谓现在O2O方式，然后对接更多老师， 　　您觉得这种模式有什么建议？ 　　徐小平：我的建议就是做品牌，品牌就是。比如说未来的朗朗童年也快乐，朗朗大家也知道童年好像很艰苦，叫做成年的朗朗，童年的平平，我就是（快乐）徐小平。这个品牌的核心定义就说童年快乐，成年成功。当然朗朗是不是躺着中枪，对吧？这我不管。 　　丰驰：您在创业初期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