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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禁止”标志，地域文化的脚注 　　指示牌虽然无处不在，但不到危急关头，路人经常对其视而不见。然而对想要解读城市环境的调研人员而言，那些标志和其存在的背后动机透露了大量关于社会行为和公共场所价值冲突的信息。 　　城市标志各异，有指示路标、街道牌、手写的寻物启事或者一张钥匙招领的便条。其中最能显示当下不断变化的社会规则的是那些“遵守”和“禁止”标志。 　　由当地政府设立的各种“遵守一禁止”标志一般反映了人们现有行为与和谐社区理想状态之间的冲突，或者至少是与树立该标志的相关部门的期望有差距。“禁止乱扔垃圾”的标志清楚反映了当下存在的乱扔垃圾的现象，这在全世界都不足为奇。在中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标志说明了一项长期存在的传统，人们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开业贺寿等特殊场合都喜欢燃放烟花爆竹。这一传统隐藏着大量的安全隐患，不注意就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让人记忆犹新的一次事故是在2009年中国的春节期间，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因为当地人燃放烟花爆竹而被大火吞噬。这一禁令也反映了居民房屋结构的改变，过去多是低矮的楼层，那样噪音可能只会影响附近的十几户人家，但现在多是高层楼房，噪音利用建筑的声学构造会传遍成百上千户家庭。 　　一个标志的存在显示了相关议题对某些人足够重要，我们暂且假设这些人是当权者，他们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与知情者共同探讨是否需要设立那个正式或非正式的禁令，然后委托相关部门生产该标志，安装标牌。一些人具有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德上的权力，可以在指定地点放置标志，这反映出的是社会认同和规定受何人控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标志并不是为了下达严厉的指令和控制社会规范，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些想要控制公众行为的人缺乏相应的权力和身份，他们认为那样一个看似权威的标志就可以充当执法者替自己服务。很多正式的“遵守-禁止”标志附带着“经某权威机构授权”的标注，例如“经卫生局长批准”或者“经某市长批准”等。这些保留了领导名字的标志通常会成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公众对这些“领导批示”的熟知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政绩。 　　然而仍然有很多人不会关注那些“遵守-禁止”标志，即使曾经关注过，那也是在很久之前，在知道有这么一个标志之后就养成了对其视而不观的习惯。 　　一些标语存在的意义是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禁止依靠栏杆扶手”的标语透露出的假设是，如果你最终还是跌下楼摔断了腿，建筑所有者不负全责，至少在对簿公堂的时候他们有了托词。类似的标语在乘坐电动扶梯时也可以看到，例如“幼儿必须在他人陪同下乘坐”。 　　在那些拥有多种官方语言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其宪法就规定所有官方语言都要出现在官方设置的标志中。而标志中语言的先后顺序常与地位高低联系在一起，这点在有些国家还会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在印度，印地语是官方语言，英语也享受着第二官方语的地位；除此之外还有14种官方语言，分别是：阿萨姆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卡纳达语、克什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地语、奥利亚语、旁遮普语、梵语、信德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乌尔都语。 　　标语用哪种语言，可以反映出人们的迁徙流向、度假偏好、昔日封闭社会对外来者的接受程度，以及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的重要性。21世纪初，中文标语开始大量出现在非洲大陆上；英语已经在北京地铁中广泛使用；在阿拉伯国家，双语标志的排版也支持了两套文化共识：阿拉伯语是从右向左读，英语从左向右读。 　　标语所使用的语言还能显示出创作者的意图。在日本，一些店铺会放置只用英语写的标牌，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那些说英语的顾客，而是为了营造一种国际化的氛围。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那些不懂日语的西方人会穿印有日文的服装。他们在纹身时使用不恰当的日本文字，并且被知道文字真正含义的人取笑。随着世界渐渐开始欣赏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人们越来越期待看到更多由中国设计师创作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 　　在文盲率相对较高的社会，那些知识水平不高的人更愿意依赖他人的指导，而非指示牌。例如，一个新德里的文盲三轮车师傅，穿行在不熟悉的地区时，他可能会拦下一辆经过的车询问方向，也可能打电话向朋友求助。 　　支持文盲使用的城市标志也不乏先例，设计师兰斯?怀曼曾在1968年为墨西哥城市地铁设计了一系列标志。当时墨西哥的文盲率还很高，每个地铁站内装饰着简单的图标，比如鸭子、大炮或者铃铛，与站点附近的历史文化地标遥相呼应。 　　还有一些标志记录了科技的进步。在“禁止使用手机”的标志中，手机的形象也日新月异，从摩托罗拉的标志性“砖头机”到诺基亚的直板机，再到苹果公司的iPhone，每一代人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手机都觉得很土，正如下一代人看现在的我们一样。在埃及，你还能见到画着老式转盘拨号电话的图标作为手机服务的标志。 　　在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