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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道何以不能入宪 ------李大钊的回答 高积顺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都知道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却鲜有人关注他丰富而深刻的法律思想。李大钊既有坚实雄厚的国学基础，还受过良好系统的现代法学、政治学教育。这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职业政治家中可谓凤毛麟角，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极为罕见。1907年，李大钊中学毕业，当时有三所学校可报考。一是军医学校。他说“医学非我喜”，故一开始就没有头考。二是银行学校。虽然考取，却以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遂“决然弃之”。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学习法政诸科长长达六年之久。随后东渡扶桑，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习业三年。 李大战不但受过良好的传统国学、现代法学及政治学教育，又高手著雄文。他的文章虽极少引文注释，很不合今天的学术规范，但也因此才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手书写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才使他的文章既避免了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断章取义，东拼西接，牵强附会等诸多弊端，又浑然一一体，像先秦诸子一样形成独特的风格，显现出思想的巨大威力，使一代人受到启蒙。即便今天读他的文章，还依然解渴，过瘾，壮胆，明智。 孔子之道入宪，意味着什么，后果如何，应否入宪？这是一个关系到宪法生死存亡的自由问题，由此而引发的如何评价孔子是一个系关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入学问题。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发表一系列文章，就这两个问题阐述他重大而深刻的宪法思想和学术观点，其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至今不减。 孔子之道入宪始于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即“天坛宪草”该宪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典草案，也是辛亥革命后以国民党籍议员为主力的国会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行政当局斗争的直接产物，它的最大特征就是严格限制总统的权力。但其中第十九条付款有关“孔子之道”的规定则或多或少迎合了袁世凯的要求。袁世凯与历代帝王如出一辙，善于利用圣人的旗号维护自己的统治。还在他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试图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6月，他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称孔学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号令“根据古义，将祭祀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1915年2月，又下令全国学校，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所废止的“读经”课程，把“尊孔尚孟”作为“教育要旨”强制推行儒学教育。在天坛宪草拟定的过程中也有委员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纳入宪法但遭到国民党籍议员的反对。最后，双方相互让步，协商拟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问句，作为宪草第十九章的付款。 袁世凯尊孔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对此，鲁迅曾以杂文的笔法作出无情的剖析。他说，从 20世纪开始，孔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不但恢复了祭奠，还新作了古怪的祭服，紧跟着便是帝制。不但袁世凯，北洋军阀个个如此。他们统统都是赳赳武夫，斗大字不识半升，连自家的金钱，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都数不清，甚至在路上随便砍老百姓的头，可偏要把孔子当作砖头用，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是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不太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子被利用为某中目的的器具也看看的格外清楚。于是，他们不仅自己弄巧成拙还连累了孔子，使其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越是为孔子乔装打扮，打到他的愿望也就越旺盛。袁世凯尊孔之事实，政治之用心，言行之虚伪，已暴露无遗。鲁迅的批判是文学性的批判，而李大钊的批判则主要是法学的，且比鲁迅的态度更直率。 在李大钊看来，宪草的所有条款都有商榷的余地，唯独十九条附款则万不能商榷，必须彻底否定。认为他造成的祸患较之“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故“吾人对之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皇权侵犯的是人身自由。故反抗附款的决心与实力要大于讨伐皇帝的勇气。他是以思想家的责任和胆识，向专制宣战，为自由奠基，表达了重要的宪法思想，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后人应有的关注，但孔子之道与孔子之道入宪是两回事，前者是有关传统的正统文化问题，后者则是传统文化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因次他没有因彻底否定孔子之道入宪而彻底否定孔子之道，而这一点又被后人严重误解了，以为他是激进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人。 二 孔子之道不能入宪的根据 （一）附款：孔子之道与专制主义的结合 道者，学说，主义，思想，理论之谓也。孔子之道不外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道而已。国民教育为什么要遵行两千多年前孔子创立的古道呢？其中“必有大奸怀挟专制之野心者，秘持其权衡，而议坛诸公，未能独照其奸，诚为最可痛惜之事。”宪草附款极不显眼，却包藏着天下最大的野心，即专治野心。这绝非危言耸听，小题大做，更非无中生有，而是一语破的，击中要害，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