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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有力可回天
碩士論文計畫書
孤臣有力可回天?
曾紀澤的國際談判策略與中俄改訂伊犂條約
指導教授:李大中 老師
學 生: 孫家敏
壹、研究背景
西元1864年,原先於天山南路擔任土司之回人阿古柏(Yakub Beg)建立起政權,連結各個回部群起叛變,是為「新疆回變」。至1870年,阿古柏政權完全控制天山南北路,集中行政,儼然具備一獨立國家的形式,他深知需憑藉列強之支持以維護政權,於是與俄國維持良好關係以依靠其勢力,惟俄國對於中國西北地區仍有野心,最終與阿古柏政權決裂。阿古柏轉對英國採取親善政策,並奉鄂圖曼土耳其為宗主國。俄大為震驚,恐英之勢力將深入西北,遂於1871年出兵侵佔軍事要地伊犂,欲取得戰略優勢,並且聲稱替清廷代守,一旦清廷有力平定叛亂,即歸返伊犂。
事實上,俄國自有盤算,其認為清廷並無能力平定回變,然而左宗棠於1877年底收復天山南北路,惟因擔憂兵力不足收復伊犂,其主張由總署依循外交途徑與俄國協商收回伊犂。 然而俄人堅持必須先商定堪界、通商、設領等議題後,始歸返伊犂。於此,光緒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78.6.23)總署上奏擬請派出使臣至俄國,辦理交涉事宜, 因此北京方面決定,派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時任吏部侍郎之崇厚,授以頭等全權大臣之身分,便宜行事,出使聖彼得堡,親與俄國政府進行交涉,透過外交方式解決伊犂問題。 縱然清廷早已訓令崇厚不得割地,亦不得讓予通商利益,惟不善外交事務的崇厚對伊犂地區的實際情勢不甚理解,僅求取回伊犂已完成任務,於是在俄國威恫和誘騙之下簽訂「中俄返還伊犂條約」(Treaty of Livadia),使中國喪失諸多權利。條約的內容回傳至京師,朝野震動,崇厚立即被處以斬監候,並且改派當時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出任第二次出使俄國與其重訂條約的首席代表,此為爾後「中俄改訂伊犂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之濫觴。
談判過程歷經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光緒六年六月二十九日(1880.8.4)至光緒六年九月二十九日(1880.11.1)。第二階段為光緒六年十月初六(1880.11.8)至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2.24)。在第一階段為期三個月內,中俄兩造立場僵持不下,並且各自進行備戰狀態,一度使得談判幾近破裂。因此,縱然雙方進行了多次會談,卻並無具體之談判成果。第二階段中,十月初六(11.8)俄外部侍郎熱梅尼向曾紀澤提出一備忘錄,正式向中國表明俄國對新約之立場,使中俄雙方重新開啟對話。由於俄方對新約的原則乃是「重商輕界」,恰與曾紀澤所持之原則「重界輕商」相反,遂令兩造就條約內容逐步商議,包括「伊犂問題」、「塔爾巴哈台界務」、「喀什噶爾界務」、「商務」和「松花江行船」等議題,於其中逐步尋找雙方利益交會之所在。
歷經三個多月談判之後,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由曾紀澤代表清廷,俄外相格爾斯與俄駐京使節布策代表俄國,將條約及所附章程、專條等文件,分別畫押,此新約是為「中俄改訂伊犂條約」(Treaty of St. Petersburg)。光緒七年四月十八日(1881.5.15)清廷正式批准該約,七月廿五日(8.19)由曾紀澤再赴聖彼得堡與格爾斯完成最後的批准手續。
貳、動機與目的
談判議題之於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在數十年來的發展始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舉凡任何國際議題的討論和溝通,均可能涉及談判領域的相關運用,例如WTO的多邊回合談判、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議碳排放之談判以及六方會談等。筆者以為,吾輩身處於一個國與國之間互動頻繁的全球網絡之中,就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面向與行為者互動的機會因此而增加,國際談判之重要性自然無庸置疑。或許就是這些看似渺小的個人心得植基於筆者的內心,使得筆者對於談判的相關議題較為關注,再加上碩士班期間經歷了課程的初步訓練之後,萌發出以國際談判做為個人研究興趣之想法。
由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中受限於特殊的國際地位,因此從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來觀察一個相對上居於弱勢的國家如何與強勢國家談判,是筆者一直以來想進一步瞭解的課題。此外,在不對等的談判案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權力資源不足的一方處於劣勢,所以更是亟需運用策略來為自身增加談判過程中的話語權,因此筆者在本研究中將聚焦於弱方所使用之談判策略。
在談判的研究議題上,使用當代的國際案例為詮釋對象的實例不勝枚舉,與學界主流議題有別的是,筆者選擇以清末時期「中俄改訂伊犂條約」之談判為研究對象,其中緣由除了筆者對於外交史領域之鍾愛,期許自身的碩士學位論文能在相關議題上有所著墨之外,另一方面,當筆者閱讀中國外交史的內容時,不免由於清廷任人魚肉的國際情勢感到唏噓不已,在多次對外交涉的談判當中,中國談判代表之表現泰半欠缺策略運用,導致清末簽訂眾多不平等條約。然而,就在充滿嘆息之餘,曾紀澤在「中俄改訂伊犂條約」談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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