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面前无定论.doc

史家面前无定论 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常常在研究之前会浮现出如下一些习惯之论，如“历史早已结论”、“盖棺论定”、“已有定论”以及某某机关和权威已做出“结论”或“决议”等等。在这些结论面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常常把这些作为前提和遵循的准则，对这些历史问题只作顺论，与己见不合，或却步不前，或绕道而行。 针对这种现象，我提出这样一些疑问：在史学家研究之前，应不应该把某些“定论”作为前提呢?如果作为前提，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如果不能作为前提，又如何对待那些确实已存在的“定论”、“结论”呢?从历史认识上看，这些“结论”、“定论”处于什么地位呢?等等。 历史的“定论”、“结论”很多，约略而言，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由法律对某些事件、人物作出的判决性结论或定论； 二是由会议对某些事件、人物等作出的决议性结论或定论； 三是由权威人物对某些事件、人物等作出的个人判断； 四是公众道德和传统习惯性的所谓“公论”或舆论。 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作为史学家如何对待这些结论或定论，特别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运动中这类历史现象，是件十分复杂而麻烦的问题。在这方面，几乎整个史学界曾有过长期的、惨痛的经验与教训。在这些结论或定论面前，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了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据有关报导，苏联的历史教科书由于失真而不得不中止历史考试，这种情况在我国同样存在过，而且至今，从理论上还没有解决本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当前史学界虽然冲破了许多禁区，过去不能摸不能碰的问题，现在可以摸，可以碰了；过去不能进行异向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异向思考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历史的大门并没有敞开，许多领域仍被封闭，一些史学工作者仍认为某些结论、定论是不可更改的，只能进行顺向注释、解说和论证，把某些结论视为前提、出发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历史研究常常会涉及许多与现实生活纠葛在一起的复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要慎重，以至作出某种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理论上必须辨清，所谓的“结论”、“决议”、“定论”等等，是不是史家所必须遵从的前提?我的看法是否定的，道理如次： 首先历史上的一切，包括所谓的“结论”、“定论”等等，同史学家的关系只能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更不是某种硬性规定关系，一句话，两者之间不存在行政化、组织化的关系。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只能是反映与被反映关系。反映与被反映之间除了应遵循反映规则外，它排斥任何其他原则。认识客体除了作为一种存在外，它对认识主体没有任何约束。认识主体在认识客体面前是能动的“上帝”，他除对认识对象负责外，不应接受任何外来的干涉。 反映与被反映的结果最好是一种映象，但是在实际上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且不说客体的复杂性，单是认识主体就是一个无穷的变项体，除了通常所说的立场、观点、方法之外，还有认识结构、情感、价值取向等因素。认识主体的变项性质势必造成认识结果的多样性。那么能不能对认识主体的认识轨迹作出硬性规定，以确保反映的结果是一种真切的映象呢? 我个人非常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但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智慧远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在这一点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怀疑这一天能否到来。迄今为止，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最科学的，它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对认识主体的变项问题仍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自由认识是唯一有可能接近真切反映的保证。作为认识主体反映的结果，可能人人各异，但认识的总和则毫无疑问会接近认识客体。如果有人硬把作为认识对象的某种“结论”、“定论”等变为认识主体认识的前提，其结果势必破坏认识主体的自由认识。认识主体失去了自由认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首先就被破坏了，其结果只能南辕北辙。 过去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首先做革命者，然后做学者。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未加深思地接受了这种观念。现在静下来沉思一下，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如果与本文所谈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提法就很值得再思了。我认为，学者，作为认识主体，没有什么比自由认识更神圣了，任何东西都不宜凌驾在它之上，否则认识就会受到扭曲。首先作革命者，而后作学者的提法对科学认识的发展不但无补，常常使认识降为政治的婢女或低劣的工具，其结果，既有损于认识，又对科学的政治有害。 这样讲，是不是学者、史学家不能与某种“结论”、“定论”相一致呢?当然不是。不过这种一致只能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出现点。 其次，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是诸种因素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会赋予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