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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设置“开放题”是一种失误 问卷调查：设置“开放题”是一种失误 来源： 《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 潘绥铭 黄盈盈 王 东 [字体：大 中 小 ] 摘 要：在调查问卷中设置“开放题”其实是把定量调查变为定性调查，而这两种资料如何共同使用，学术界尚未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无法使用“开放题”来进行社会学调查所要求的“假设一检验”操作，而且“开放题”等于问卷设计者的无原则放权，很难保证调查的质量。即使在封闭式问卷的备选答案中，也应该慎用“其他”这个选项(半开放题)，因为它不仅会增加大量的缺失值，而且实际上用处很有限。笔者最后推论：在调查问卷中不应该设置任何一种直接询问“原因”的提问，因为谁都无法涵盖任何一个现象的所有原因。 关键词：社会调查方法；定量研究；问卷设计；开放题；调查操作化 在调查问卷中设置无备选答案的“开放题”,由被调查者自由回答，调查员记录，这是我国社会调查中常用的方法。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出于对问卷调查的性质缺乏了解而产生的失误。 一、笔者的主要理由 第一，调查的主体被倒置。“开放题”与“封闭题”绝对不仅仅是题型的差异，而是调查的方法论的根本不同，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调查的过程中，究竟谁是主体?谁听谁说? 所有的封闭题都是以研究者为主体的，是研究者在说，被访者在听。这样的调查，其实就是研究者首先拿出自己对于某个问题的一套看法。然后看看被访者同意其中的哪一个；也就是研究者主动输出，被访者被动反应。这是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用研究者自己预设出来的尺度来衡量现实生活，就像用尺子量布一样。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问卷调查其实就是“测量生活”，是“客观的”与“科学的”。 开放题在性质上与定性访谈的区别不大。所有的开放题都是仅仅提出问题，没有备选答案，要求被访者无拘无束地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研究者仅仅是如实记录而已。这样，被访者就成为主体了，是被访者在说，研究者在听；是被访者主动输出，研究者被动反应。这是“主体建构视角”的一种表现，是“让生活告诉我们”的思路。这样的调查其实是沿用艺术的方法，当然是“非科学的”(并不是不科学，更不是反科学)。[1] 上述对立，非同小可，涉及到最根本的认识论争论：究竟谁是第一性的?封闭题其实是“科学主义”的典型反映，而开放题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标志之一。但是，至少在目前的国际学术界，关于两者如何结合甚至能否结合的讨论，尚不足以给我们提供任何一种可操作的解决办法，因此在问卷调查中这两者不应该同时使用。 第二，由于开放题无法“预设答案”，也无法“强制选择”，因此也就无法进行假设与检验的设计，无法运用于社会学的调查。 “相关假设”是社会学问卷设计的灵魂，而任何相关假设只有在预知所有可能的调查结果的前提之下，才可能提出与设置。这个“预知的可能结果”就是封闭题里面的有限的备选答案。如果调查的结果超出了备选答案，那么并不能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只能证明它本身不成立，证明研究者的设计失误了。 例如在我们的调查实践里，[2]我们假设“爱情程度”与“性生活满意度”相关，前者的备选答案是从“完全不爱”到“非常相爱”；后者的选项中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这是封闭题，因此很容易统计分析出二者是否相关。封闭题其实就是我们已经预设了答案，被访者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我们的“陷阱”；或者说，我们拒不采信被访者的任何其他回答。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相关假设才是可以成立的，也就当然是可以统计分析的。 可是，如果把这两个提问设计为开放题，没有了“圈套”，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答：在爱情程度上是“既爱又恨”，在性生活频率上是“时而满意，时而厌恶”。这样的评价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人数不少。可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假设过“既爱又恨”与“时而满意，时而厌恶”之间究竟可能是什么关系，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来统计这样回答的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呢?即使强制统计了，又能检验什么呢?因此我们只能说，我们原来的那个假设，仅仅在封闭题中才能够成立，在开放题里就不成立。 极端地说(以期引起讨论)，从任何两个开放题的回答中都无法提出任何对于双方关系的相关假设，除非把原始的回答设法转化为类似封闭题的备选答案的量化数据。可是，且不说这样可以不可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为什么原来还要设置开放题呢?若说开放题还有一些定性调查的意味，那我们不如直接去做纯粹的定性调查。 封闭题是削足适履，就是用研究者自己的框框来套社会，就是强制被访者在给定的范围之内进行有限的选择。封闭题就是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望远镜或显微镜，不但是“眼睛”(研究者)唯一可以借助的测量工具，而且是“心灵”(假设一检验设置)的唯一载体。尤其是，仅仅是因为它像望远镜或显微镜的焦距与视界那样预选了社会而且封闭了该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