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利益群体.ppt

他们中的某些人，已显露了明显的参与愿望，如资助地方社会活动，向公益事业捐款，积极介入自治机构和基层政权的选举工作。 近年来，不少私营企业主当选为县以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在城市，各级工商业者联合会和私营企业协会是他们的代表性组织。 在农村，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大户与本地农民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意见表达活动中又往往具有农村利益代表者和个体私营利益代表者的双重身份。 三、农民工群体 一方面是城乡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求出路；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严格限制“农转非”，于是就产生了职业、工作与户口、身份分离的农民工阶层。 因此，农民工可以被认为是准工人阶级，或者说是工人群体的后备军。 这一阶层根据其基业单位所有制性质的区别，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我们已经做了分析的乡镇企业工人。 另一类是到大城市国有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打工的狭义的农民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出现“民工潮”现象，进入90年代，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中国有8800万流动人口（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到80年代末，中国产业劳动者的“大头”就已经转移到了农村，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而又确定无疑的事实。 乡镇企业职工脱胎于农民，是农民中的新生者；他们又自己升华为工人，又成为了工人中的新生者。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那些有威信、有成就的乡镇企业家在事实上已成为了农村社区利益的代言人。年轻的乡企工人已经大胆地发出了“我现在也是工人阶级”的呼声。 在今后的10至20年中，乡镇企业职工可能是中国增长最快的社会利益群体。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和乡镇企业的规范化，这个巨大的群体与传统工人群体的长期并存和共同发展，将改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图。  四、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即企业经营者群体。今后，可能对中国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的最主要的群体之一就是他们。 在旧中国，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是业主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群体。 现在，随着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经营体制和政府职能的转换，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的厂长、经理们，将从原先的“干部”群体中游离出来，和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经营者等一起构成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 这个群体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权在一定的范围内支配一部分社会财富，视野较宽，社会联系广泛，并将由此形成一定的“发言权”优势。 五、大学生群体 2000年我国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平均每万人口34.9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是220.6万人2和556.1万人，增长得非常快。 到2006年，大学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为585.8万和1849.3万，到21世纪初，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了。 无论哪个国家，大学生都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无论哪个时代，大学生都是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最超脱和最敏感的一群。 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其思想观念往往是同龄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又最能反映时代的特点，其心理是社会心理的浓缩和放大。 改革以来在社会发展的每一步进程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变化都是与时代相吻合的。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学生在政治上和心志上更加成熟了。他们的意见表达方式，比改革初期的学生要稍微稳健一些。 六、矛盾的意见表达者：“两栖人” 由于中国改革的稳健特征或是由于政策不果断等因素，也导致了非正常的模糊界线的现象，“两栖人”大量出现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两栖人”，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双重利益群体背景的社会成员。目前，它主要有： 留职停薪人员； 党政干部兼任经济实体实职的现象； 请长假外出谋职等，有的表现为“一身二任”，有的表现为“一家两制”。 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的群体重叠现象是难免的。这对减少社会动荡，有限度地缓解隐性失业的压力也是有益的。 但是，“两栖人”现象已经带来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弊端更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人的意愿归根到底是由利益决定的。具有多种社会角色的人受多种具体利益的支配，往往对一个改革措施在不同的场合下表达出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意见与要求。 要求留职停薪的人本身就属于既赞成人才流动又惧怕人才流动，并在客观上限制人才流动。 政府决策会受到较多的重复性干扰和牵制，并且很难对自己的决策受欢迎的程度作出精确的判断。 今后，应当采取措施减少“两栖人”的存在： 党政机关的处以上干部和公安、工商、税务等执法部门的人员不能搞“第二职业”； 一般工作人员不准从事职权范围内的第二职业，不许经商办企业； 此外，党政机关中需要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流向实体的部门和人员，应尽可能缩短过渡期； 愿意下海者一律辞职，两清两便； 同时给第二职业泼点冷水。 通过这些工作，“净化”社会意见表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