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员：爱在死生转换之间.docVIP

器官捐献协调员：爱在死生转换之间 器官两年捐献207例，每年需求达150万人；器官协调员遭遇家属反对、讨要补偿等问题 　　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 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 儿子某部分肉体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　　我也希望在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　　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 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 2012年6月8日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在这些协调员们的努力下，从试点启动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然而与之对应的是，每年全国有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数字悬殊的对比之间，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艰辛的前路，他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更多人的理解。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深圳报道　　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　　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　　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　　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　　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　　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　　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 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最艰难的割舍　　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他绕着病房楼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签字时，他的手一直在发抖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　　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彭宣祥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深圳另一位器官协调员高正荣，则更愿意去解释清楚捐献者能得到什么，让家属来权衡决定。他常说一句话，“你们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预料，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反复。　　黄圆圆的父亲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