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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的尴尬　建有近千间高品质老年公寓的上海“/a/OlderWorld/OlderIndustry/mf/2015/0626/24744.html?1435370539亲和源”，是注册于民政部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投资规模很大，管理服务水平也相当高。但其投资人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无困惑，曾对笔者说：“我们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非男非女’(民办非企业)，投资来自私人，性质属于非营利……”面对他的调侃，笔者不敢深谈，一深入，好多问题说不清。　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民非”机构面临“五不”政策困境：首先，投资人(法规称“投入人”)对该组织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其次，不得分红；第三，不能向银行贷款；第四，不准设立分支机构；第五，许多机构不能获得免税优惠。　除了政府直接管理的公立养老机构，国家把民办养老机构划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类。投资创办养老机构，并想获得国家对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须在民政部门申请“民非”注册，同时接受投资资产归社会所有、不能分红及资产不能用作抵押融资等法律规定的条件。你想办商业性养老机构，那就去工商注册，自然，国家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一切优惠政策也与你无缘。　商业性养老项目难以平衡日益高企的商业地价成本和房地产税费，要么定位高端、高收费，要么重套现快的“养老地产”，轻专业配套的养老服务，以规避投资风险；而开发同样品质的产品，公益性养老机构却可得到政府政策性供地和其他优惠政策，成本大大降低。一些投资者在权衡成本之后选择了“民非”模式，但“民非”模式又意味着要放弃财产所有权，让更多的投资者望而止步。　尴尬的“民非”投资人　处境尴尬的不只是养老产业。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民非”20.4万个，其中教育类占51%，社会服务类占16%，卫生类占11%。教育类“民非”的主体是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卫生类“民非”的主体是民办医院和诊所；社会服务类“民非”中有大量民办养老机构。这三大类“民非”的数量约占全部“民非”的70%以上，投资总量占90%以上。投资主体是私人资本，而非公益慈善捐赠。　中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亟待发展，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1998年出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家把过去完全由自己控制和管理的一部分公共服务领域让出来，设计了一个公私、社企模糊的空间来吸引社会投资。如果没有这种设计，这些领域连现在的投资规模都不会拥有。　问题是，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那么多慈善捐款来办公益事业，恰恰是商业资本接驳“民非”制度进入公益领域，才有了中国“民非”今天的发展局面。这些投资人中不乏心怀社会理想者，但他们并非出于捐赠动机，而是进行着一项投资选择。全国有上万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医院和诊所，而李亚鹏、王菲夫妇创办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据称是建国以来第一家儿童慈善医院。　当你到一家口腔诊所花1000元镶了一颗牙时，你有没有感觉到是在接受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事实上，这家诊所的登记证书写的是非营利社会组织。在全国10万家教育类“民非”中，用捐款设立的纯粹非营利性机构更是凤毛麟角。　笔者无意否定私人投资的“民非”在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基于对这种贡献的肯定，当发现“民非”制度存在的私人资产与社会资产、营利与非营利、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含混不清，以及这种制度漏洞对公益原则、市场规则、私人财产权益和政府管理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隐患时，如芒在背，故一再呼吁：改革“民非”制度，解放社会投资。　“假私济公”埋下“四宗罪”　“民非”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可用四句话概括之：　一曰“关门打狗”。对于私人投资于“民非”的财产要被“充公”，不少投资人并不知情，等明白过来为时已晚。北京某上市公司就申办了一家“民非”，到股东要求分红时，才知所投资产已经不归公司所有，分红则属违法，股东闹着要撤资。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也对“民非”制度“假私济公”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三类‘民非’(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如果出资方不是以捐赠的意愿来做，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谁投资归谁所有，这很正常。一个项目投下去就是十几个亿的并不少见，这样大规模的项目，全让国家去做也做不到，寄望于民间资本通过捐赠来做也不现实。完全不求回报，那太理想化了。”可见，“关门打狗”并非良策。　二曰“逼良为娼”。说私人拿钱投资“民非”不求回报，谁也不会相信。关门被打的“狗”转眼就可能变成“狼”。财产姓“公”了，但控制权还在私人手里，一定会想办法把投资挣回去。除非人性改变了，上述逻辑一定成立。“假私济公”的制度设计，制造了一种经不住推敲的“社会所有的公益组织”虚幻景象，并对“民非”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构成了直接威胁。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周老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