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型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doc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杨建顺 　　摘要：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引言 　　以“服务型政府”为对象展开研究，可以说早已不具有通常所要求的论文选题的新颖性了。因为，在中国学界，“服务型政府”几乎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学科的热点话题。在期刊网上以“服务型政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将时间限定为2007年8月31日至2008年8月31日，这一年间就有445篇论文;将时间跨度放宽为改革开放30年间，则有近2000篇论文。从学术研究“接力赛”的视角来看，我起码应当将这些有关文献通读一遍，可是，我连将其全部下载下来都做不到。我只是有选择地下载了其中的103篇，通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发现这个选题实在是太具有广泛的共通性了，诸多文论都在谈建设“服务型政府”，尽管视角各异，但是，其内容却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于是，我发现了写这篇论文的新颖性——从行政法的视角厘清“服务型政府”的相关问题。 　　什么是“服务型政府”?围绕这个问题，我看过许多关于所谓“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的阐述，似乎一个人一种理解，这与前面提到的内容上极高的一致性形成鲜明的对照。“服务型政府”成了许多人热衷谈论却依然各执一词的最“时髦”的用语之一;“服务型政府”成了许多人争相研究、热衷阐述，却仅停留在对既有“型”的内容予以拖用或者重新排列组合。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拖用”是必要的，是“接力赛”得以成立的前提，可是，将“服务型政府”限定于“平面”理解的各学科通用式的“拖用”，则是值得商榷的。行政法学有着其自身的“疆域”，要将“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作为行政法(学)上的概念来架构，需要进行相关法关系的梳理。 　　换个角度，从什么不是“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更有助于明确“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我用很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回答是：行政法上的所有“政府”都(应当)是服务型的，换言之，“服务型政府”不宜作为行政法上“政府”分类的概念要素，而应当作为“政府”存在的前提性条件和指导价值理念来把握。我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理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将诸多层次的“服务型政府”置于同一“平面”来考察，使得诸多文论具有了极高的一致性;由于“服务型政府”本身的多层次性、多维度性和多视角性，决定了论者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基本的一致性共识。我认为，行政法上的“服务型政府”，不宜简单地拖用政治学、行政学等其他学科乃至行政管理实务中的概念，而应当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指导理念来运用。 　　本文将考察“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所呈现出的诸种形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在行政法上的定位，阐明与之相关的行政法视角。 　　一、“服务型政府”与“型塑”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与“新公共管理论”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展开了被称为deregulation、“規制緩和”(きせいかんわ)等政府再造(重塑)的行政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对中国推进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公共管理论”将一系列行政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归纳为如下方面：1.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政府应集中精力“掌舵”(即做好决策工作)而非“划桨”(即做好具体的服务性工作);2.将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公共部门;3.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建立有使命感的公共组织;4.把社会公众视为政府的“顾客”，公共组织应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满意”为宗旨;5.加强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 [1]。 　　虽然西方国家并未明确提出“服务型政府”(service government)的概念，并且，新公共管理论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市场化取向往往导致对公共利益的背离，顾客服务导向常常致使公民价值的丧失等，其适用条件等需要进行特别限定，但是，相关理论对完善或者说正确把握“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在中国，党政部门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理论界围绕“服务型政府”而展开全方位的探究，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不同于“新公共管理论”的色彩。但是，不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