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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 也谈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 　　 　　口元媛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京100031）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从西方音乐研究中国学者的学术角色再定位、方法论选择的开放性以及对音乐生活的现时性关注等三方面展开探讨，阐明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的当代学术走向，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群体正在不断开阔自身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的疆域，在围攻之中寻求着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关键词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反思；再定位；开放性选择；音乐生活的现时性关注。 　　 　　作者简介元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XX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从事西方音乐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在进行学科的回顾、定位和反思。这种反思和定位，一方面反映了学科的自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者们的困惑。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音乐，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中国人应该怎样研究西方音乐，新视界何在？新契机何在？……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发表了各自精辟独到的识见。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梳理，将就三方面谈一些看法。 　　 　　一、学术角色的再定位：客位处境与主位思考 　　 　　西欧音乐体系作为一种有比较严谨的理论体系的音乐文化，对近代世界（包括近代和当代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样一种音乐体系，既为我们提供了特殊而重要的参照价值，又势必处于强势，无形中已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评估体系、研究模式施加给了其他文化体系内的西方音乐研究群体。何况，西方音乐研究的是几百年来西欧的专业音乐创作，而西方人对自己心目中的西方在文化上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与优越感。再加之，国内该学科建设遵循了西方音乐教学模式，在强大的学科传承惯性下，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严格规范。所以，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学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以说，很难与西方学者抗衡成为主流力量。当然，我国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去理解我们所不属于的那个文化系统，尽可能广泛而细致地去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环境，尽可能在相对融人西方文化的环境意象中，去体味西方音乐文化，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扩展对西方文化的深层研究，使自身对西方音乐的诠释更为可信、更为饱满，从而尽可能让中国受众领受和分享比较到位的西方音乐经典与丰满的西方文化精神。尽管成绩斐然效果显著，但是，仅仅运用西方方式研究西方问题，以西方观念审视西方音乐，未必能真正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与重视，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也就更谈不上超越西方。那么，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其安身立命的独特价值何在？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的恰恰是：处于西方学术传统之外的客位意识，以及从不同角度观察、解读西方音乐的主位思考能力。 　　 　　笔者认为，学术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学术角度、论域视野、研究动机和成果结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群体，在中国音乐界是中国研究非我音乐文化的特殊研究群体，可以摆脱过去传播意义上的单纯研究角色，可以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客位处境之后进行学术角色再定位，不断转换成多重（或复合）研究角色，拓展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更重要的是，要让自觉的客位性意识，提醒和帮助我们去关注与之相依而立的另一面——主位性意识。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在明确自己作为西方文化圈外人的自觉意识中．应当清醒地觉悟到，我们同时也是具有从根本上无可取代的另一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虽然审视的是同一认识客体——西方音乐，但两个认识主体（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审美价值、研究心态、功利色彩、认识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两个群体的性格特征都是不相同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应该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带着中国自身的问题进入西方音乐研究，对其进行富有时代感的、带有独特中国立场与角度地深度解读，使对西方音乐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认识走向存有多元化理解、具备开放性思维的学科研究方向，追求一个多元交汇的学科体系。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学者往往被批评在文化观念上缺少定见与创见，而“原创性”可能最终也将来自于我们作为东方学者内在所独具的支点和视域。 　　 　　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强调“主体”意识不是新问题，而是在西方音乐学科内由来已久进行着讨论的难问题。我国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着探索与努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于润洋先生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多种方法论的合理成分，发扬中国音乐学理论研究传统，提出了“音乐学分析”方法，并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清楚的阐释，而该文也已经被公认为西方音乐研究中“音乐学分析”的典型范例。“音乐学分析”作为新时期我国西方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自1996年起开设的“音乐学分析”课，正是应此号召而做的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