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思路探索.pptxVIP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思路探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孙久文导言“京津冀地区”，是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构成的区域。土地总面积22万多平方公里，目前区域总人口超过1亿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与重要任务，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重要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事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重大国家战略。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内涵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认识，要从战略内涵、空间层次、动力机制和发展定位等方面全面把握。目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1．对战略内涵的认识，片面基于经济维度和地方利益角度理解协同发展内涵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单纯看成经济问题，主张从经济成本收益核算角度理解协同发展；将区域协同发展分析当做京津冀三地基于地方利益的选择，主张从三地自身利益角度进行协同发展决策。这种看法存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内涵认识的偏差。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综合问题。“京畿重地”的政治地位、人口大量聚集的社会管理压力、历史文化一脉传承的人文格局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背景。只有坚持综合的分析维度才能全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内涵。其次，京津冀协同发展，尤其是北京的功能疏解，不仅是地方利益的角逐，更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的整体选择。作为国家首都，北京的环境污染、人口拥堵和资源压力不仅影响地方发展，更影响到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北京的“大城市病”已经影响中央机关的正常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协调地方利益，更是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从“维护中央、保证地方”的两个层次入手才能准确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2．战略空间界定：片面锁定“两市一省”的空间尺度来界定协同发展的空间视野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锁定在“两市一省”尺度上，认为协同发展就是协同三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发展关系，实现京津冀区域的空间优化。这一误区存在空间界定的偏差。空间层次和空间尺度对区域经济分析具有重要影响，合理的空间尺度选择是空间经济干预取得理想效果的前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存在三个空间尺度。第一，产业优化配置的全国尺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产业优化配置不应当仅仅局限在京津冀的范围之内，而是应当放眼全国范围谋划北京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简单地将协同发展的空间尺度限定在京津冀的圈子之内，将阻碍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实现最优配置，最终影响全国整体效率的提升。第二，区域关系协调的京津冀尺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京津冀“两市一省”尺度具有关键作用，它是区域关系协调的主要层级。省级政区是我国区域管理的主要尺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离不开京津冀“两市一省”层面上的有效协调。第三，功能疏解和产业政策落地的市县尺度。京津冀尺度过大，难以为功能疏解和产业落地提供精准的空间参考。产业落地需要更微观的空间划分，因此，应当采用比京津冀“两市一省”更细分的市县尺度作为功能疏解和产业政策落地的空间抓手。3．战略作用机制：片面强调政府干预机制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方面，强调采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实现空间经济优化配置，主张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北京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内部产业转移。这一误区忽视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规范和调节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但依赖政府“看得见的手”的推动，更应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协调，并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政府干预因其针对性和时效性而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启动力量，但是区域经济效率的提升却应当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区域内空间经济的内生优化。试图通过外在行政干预改变企业经营决策的政策尝试必然给地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危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4．京津冀关系：片面采取“零和博弈”观点认识区际关系人们喜欢将京津冀三方关系定性为“零和博弈”，因此难以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北京“只出不进”、天津与河北“只进不出”。北京是“奉献者”，单纯进行功能疏解和产业转出。天津一方面承接北京的转入，另一方面拒绝将产业向河北等地转出。河北则在“服务首都”这一理念下被动承接北京的产业和功能。这一误区源自对京津冀三方关系的认识偏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冀三方应当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关系，积极主动地抓住机遇、转型升级是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北京应当将功能疏解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拐点，通过功能疏解带动质量提升。天津应当“有进有出”，在吸引北京相关功能和产业的同时将不符合自己发展定位的功能和产业向外转出，打造现代制造业和港口经济新模式。河北则应力避消极承接的思维，严守资源环境约束，有选择地吸引京津产业转移实现自身发展转型。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三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