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 载《常熟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docVIP

试论隋李谔《上书正文体》 苏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 铭 内容摘要 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损本逐末”。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文所崇尚的“儒素”之内涵，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儒”指内容实在、“素”指文字朴实。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明显有异。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 主题词 上书 文体 文种 公文 文风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隋文帝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即与之交厚；代周称帝后，任谔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其传世之作《上书正文体》（原载《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在公文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李谔《上书正文体》历史背景及文字疏正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徧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疏正：“总丱”，亦称“总角”，即儿童“束发受书”之意。“钻仰坟集”一语中的“坟集”一词，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二○“李谔”，一作“坟素”；《上书正文体》亦为其原标题。） 我国南朝，自东晋以降，许多依附王公贵人的所谓文人雅士，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饮宴，脱离社会现实。其诗文，内容空洞、虚美浮夸，遂以华艳的词藻相堆砌、为掩盖，形成雕辞琢句、浮华绮丽的文风。社会普遍流行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公文写作之风。把出于欣赏目的之文艺写作标准、规律、方法，不加辨析地搬用于以实用为目的之公文写作，当然是如该文所述“构无用以为用”，导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隋统一天下后，用行政手段促使文风端正。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起到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李谔作为治书侍御史，就本职范围内该管事项，针对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上书隋文帝，请正文体。从儒家经典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关系入手，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损本逐末”的本质缺陷。并提议：“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对扭转公文写作文风（乃至整个文风）及培养、选拔人才，都起到积极作用。 二、上书文种源流考 上书，是由先秦“书”文种的上行用途演化为分支文种，并作为“奏”前身的残留状态在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非正规上奏文种。  上书源出于书。《太平御览·书记》篇曰：“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令弥盛。”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种之一，无固定的行移方向。可以通用于平行、下行、上行。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记“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郑国执政大臣公子归生派人致书给晋国执政大夫赵盾，是用于平行的书。再如，齐王遣太傅带黄金、文车、服剑，“封书谢孟尝君”，复其相位，是用于下行的书。又如，苏秦游说秦惠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是用于上行的书。 战国时，上于君主这一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