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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福利经济学） 城市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来自一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收费择校引发的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是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分析表明，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从公平角度—而非效率角度—对教育资源市场配置缺陷的一种干预方式，教育资源可获得性上的机会平等应是义务教育政策优先考虑的底线标准。作者以一个城市的公立与公办民助初中为例，调查学生家庭背景对其就读的学校类别的影响。经验数据显示，现行的收费择校已导致不同家庭背景孩子在所就读的学校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别。作者建议采用强、弱学校联合办学、增加教育财政拨款和发放教育凭单等政策工具，构建一个公平且具有竞争效率的义务教育体制。 关键词 城市义务教育 收费择校 家庭背景 教育机会平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小学升初中考试制度的废除，收费择校便成为我国城市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义务教育不得招收“择校生”或变相“择校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但由于公立学校现实存在的校际差距，择校现象一直未得以消除。相反，随着“名校办民校”这一办学体制的创新，收费择校已被各种所谓的“公办民助校”合法化了。对此，国内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由于这类择校涉及到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作用与未来走向，因此，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它以及是否有必要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旨在从经济学角度阐释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理由。这部分的分析表明，教育公平或教育平等而非教育资源市场配置的效率缺陷，为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提供了可接受的规范性解释；在此基础上，第二、三两部分以一个城市为案例，运用经验数据就收费择校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和测量；论文第四部分为总结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一、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规范分析 在一般意义上，义务教育是指政府通过公立学校对一定年龄儿童免费实施的基础教育。它与非义务教育的区别在于：第一，它是强制性的，即政府要求家长们必须使他们的孩子受到一定年限的学校教育；第二，它是政府免费提供的，或者说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 教育能增加孩子的人力资本，使他们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而家长们为使自己的后代过上更好的生活，一般会自愿为他们的教育付费。因此，自发的市场安排可以解决教育的提供问题。既然如此，政府为什么还要提供强制性的免费教育？显然，有关这个问题的规范性解释可作为我们评判收费择校是否合意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准则，因为收费择校实际上意味着义务教育向市场提供的回归。 现代福利经济学为从效率（或市场失灵）和公平两个层面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国内学者阐释政府与义务教育之间的关系主要有这样两种论点：（1）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在内）具有外部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但教育服务的市场化会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所以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王善迈，2000）；（2）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但义务教育因其费用由政府税收承担而属于（纯）公共产品（厉以宁，1999）。有关这种观点的一种更为完整的表述是，“并非由于基础教育是公共产品而实施义务教育，而是由于实施义务教育而使基础教育成为公共产品”。 显然，义务教育不属于纯公共产品范畴。其理由在于，一方面随着受教育者的增加，师资、教室和教学仪器等要相应增加，即为额外增加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另一方面，尽管义务教育不收费，但这种免费的非排他性不是由技术或排他成本决定的—只要愿意，学校可以很容易地将不交费的孩子排除在外。 事实上，教育属于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私人产品，即教育所带来的收益不能被受教育者或其家庭完全内在化，社会也能从中得到一部分好处。在国内文献中，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私人产品常被称作准公共产品。由于家庭的最优决策是按照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做出的，而社会的最优决策要求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因此，在私人安排下，以教育的边际社会收益衡量，家长为孩子购买的教育数量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是，外部性引发的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如果政府对学校的教育成本或家庭的教育支出给予相应补贴，私人市场在理论上同样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教育数量。因此，针对外部性引发的市场失灵，义务教育制度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家长的自私性也会导致基础教育市场的失灵（Bruce, 1998）。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教育的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即家长负担成本，孩子获得收益，某些盘算眼前利益的家长可能不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不仅孩子未获得应有的教育收益，社会也会遭受损失。因为相对于接受足够教育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