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道与为学——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论文,哲学论文论文,.docVIP

为道与为学——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论文,哲学论文论文,... 为道与为学——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由于其官僚、学者和乡绅一体的社会角色，儒者发挥着“在朝则美政，在乡则美风俗”以及“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但在当代，儒者仿佛只能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并且，研究儒家学问的知识分子亦并非个个服膺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堪称儒者。因此，对当代儒者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定位是仅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其职能只是制造多种知识产品中的一种，以为文化消费之用。这种看法其实也包涵着对当代儒者的某种评价，因为较之传统儒者，当代儒者似乎只保留了“授业”的功能，“解惑”已难保证，“传道”更无从谈起。所谓当代儒学“知识化”的断语，主要也是包涵了这种涵义。而就传统儒学一贯的精神方向而言，若果真如此，则无疑表明了当代儒者角色和功能的退化。 这种对当代儒学的判断，其实首先是以“道”与“学”的范畴相异性以及“为道”与“为学”作为两种不同的取径为其预设的。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系统和道德情操，二者具有不同的品格，而德性的铸就与知识的建立，也的确依赖不同的方式。古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理学中“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别、“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差异，正是反映了其中的矛盾与异质性。而就传统儒学一贯的德性优先立场而言，如果对与德性相关的各种问题的探究，异化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无法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精神气质，则此时的“学”便成为一种“不见道”或恰足以障蔽道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儒者通常将其理解为“觉”的那种应然意义了。事实上，从价值信仰的角度而言，世界上各大宗教——伦理传统几乎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应当作为内在价值的东西一旦沦为外在的知识产品，无疑便失去了其源初的意义。就首先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的儒学来说，这一点自然要常加反省。而传统儒学在其发展史上的种种自我批判，就某一视角来看，显然可以视为一种历代儒者在儒学面临丧失其内在价值的情况下，力图不断摆脱僵化凝固，从而回到其精神生命的过程。就此而言，对当代儒学知识化的评断，不啻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如果当代儒学果真成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则无异意味着儒学已不成其为儒学，或至少意味着它失去了其源初的本然涵义。 然而，尽管“为道”与“为学”的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若因此便将“道”与“学”打作两橛，认为两者完全难以兼容，则不免既无视于人类历史的经验，又流于理论思考上的僵化与简陋。事实上，历代的儒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道”与“学”之间矛盾的同时，也看到了二者的兼容互补。不能成为一种内在精神价值的儒学论说，固然只会是一套外在的知识系统，无法成为实有诸己的深刻体知，而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固有的“隐默之知”（tacit knowledge 借用Michael Polanyi的概念），若无后天学习的不断滋养，也难免隐而不障，难以呈现发用（这在功能上实与不存在无异），至多是以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自发地偶尔有所激发而已。康德指出在缺乏理性反省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自然的辩证”，所论正是这种情况。而任何价值信仰、宗教——伦理传统，均有其表现为种种文字、言说的知识型态。并且，这种知识型态作为象征其实际指涉的符号系统，就象禅家指月的手指一样，尽管在终极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方便设施，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古人所谓“读书明理”，进而“以义理养心”，讲得便是这个道理。任何伟大传统也正因此而不能没有其知识型态的理论经典、文献等等。传统的儒者，也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结合实际人生的历练，从而反省到自己内在的价值根源。就此而言，“为道”与“为学”又绝非势若水火，“道”反而须经由“学”的途径，方能获得其充实广大的流通贯注。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事实上，儒学发展史上最广大与精微的理学阶段，恰恰就是被称之为“道学”的。 认为当代儒学出现知识化倾向，只能“为学”，难以“为道”的持论者们，或许并不以那种“道”、“学”分裂的二元两极观为其立论的最终基础。他们可能会说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致使儒者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这才是当代儒学知识化的最终原因。诚然，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使儒者在当代无法扮演“士”那种官僚、学者、乡绅三位一体的角色。但当代那些服膺儒学基本价值观念的儒者们，是否仅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呢？再者，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儒者，又是否只能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而无法承担价值创造与范导的功能呢？最后，知识型态儒学的成长发育，是否又必然要以儒学精神性的萎缩甚至丧失为必要条件呢？ 论者指责当代儒学的知识化倾向，或许更多地是针对某些现代儒者相对于传统儒者缺乏足够的践履而言。但就理论本身来说，如果儒学的知识型态与其内在精神价值之间并非一种鱼或熊掌的关系，则当代儒学知识向度的扩展，就不必以儒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