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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宪政解决途径2行政论文范文... 文化传统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宪政解决途径 当知识分子在讨论如何“安排”农民的出路时，他们经常忽略了一个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即农民有权利要求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存权利，这种“从肚皮（吃饱）到脸皮（尊严）”的要求，在宪政缺位的体制中常常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话题之外。即以土地权利的界定为例，有学者认为，土地已成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来处理”。虽然这种设想确实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但它把一种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制度歧视当作天经地义的背景因素，那就是，政府只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农民作为“次等人口”，不能象城市居民那样获得同等的社会保障，而只能靠现有的承包地来养老防灾，至于承包地能否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最低保障线”，就忽略不计了。何况，目前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其实只是“准私有” ，农民并未获得绝对的产权，因此在承包地受到专横的权力的侵害时，往往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合作化运动”以来的土地制度是中国自秦代以来土地制度的大倒退，而改革开放初期对土地制度的安排只是一项权宜性的逆向调整。只有在宪政的保障下，农民才能拥有各项保障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其中也包括土地权利。迄今为止的所有政策都以有意消解农民自组织的积极性为目标，一度热门过的村民选举现在看来并为产生农民利益的真正保护者，相反却形成了新形式的政府代理人。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稀缺与文化传统的压抑，才是中国“三农”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当政府的全能性神话无法实现，而农民的利益又被直接统治农村的乡镇权力构成的利益集团无情吞噬时，农村社会的整体心态又回归到历史的某一个极值状态。因此，胡温“新政”以来所力倡的减轻农民负担才大受农民欢迎。但是，“新政”是否有能力走出“黄宗羲定律” 则有待观察。 尽管中国的“三农”问题所处的制度环境属于宪政稀缺类型，但是通过政策安排或制度转型还是能实现对农民的利益保护的。在现代化进程中，政策安排与制度转型只能依靠前现代方法与机会型的现代宪政之路。所谓“前现代”，就是寄托于“小岗故事”的再现，借助政治权能来推开与因应农民的愿望；所谓“机会型”的宪政之路，则取决于知识精英是否愿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繁荣的社会而努力。 笔者认为，下面的一系列内容或许可被视为制度转型方案中的一些选择： 第一，通过立法程序消除宪法第8条关于土地产权的规定，确立土地私有化制度。从而实现农村土地从“准私有”到绝对产权的转变。 第二，在有关土地私有化的宪法修正案中，可以明确规定，私有化土地按比例可证券化流通，但必须限定用于狭义农业的最低额度。证券化流通能够使农民资产向城市转移，即置换性转移。 第三，彻底使党、政机构退出乡镇。在村民委员会全面海选的基础上，成立乡镇完全自治机构。 第四，为使政治博弈具有可行性，乡镇党派机构不宜设委员会，而只设特派员办公室，以统一管理乡村党员；应取消村党支部的设置，在实质上不允许党权大于政权，即让村民委员会成为唯一行使农民委托权的机构。在宪法层面上，要明确规定，在一乡村区域不拥有土地权的人，不得出任乡村公职，但鼓励现有乡镇公职人员中父母在农村者回本村（乡）继承土地权并参与公职竞选。 第五，乡镇政府的组成由村长联合会推举或特别聘任，即将乡镇治理模式由政治化转向公司化。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成立以户籍在当地农村的各级人大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为防止历史上“良绅淡出、劣绅进入”的现象重演，乡村应建立“清议会”，由资深人员（如原籍为农村、退休后常住乡村的教师职员）评价为政者的能力，并形成一种舆论机制。在公共政策层面上，鼓励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回村（乡）参加与治理，并使之拥有农村地权。 第六，恢复农村基金会制，但使之不与任何国家机关建立行政隶属关系。 第七，在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农村社会中间组织建立的法律依据。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利益不容忽视，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正义问题。 　　【注释】 　　 丁力，《中国三农：国际竞争中的观察与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经济前沿学术札记：农业农村农民集》系列，2003年4月第1版。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经济前沿学术札记：农业农村农民集》系列，2003年6月第1版。 　　 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10月号。 　　 綦彦臣：“比较经济学研究可操作性路径选择及实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2期。 　　 “黄宗羲定律”一词，最初由王家范、谢天佑于1983年提出，该定律主要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