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金融态度与金融行为的研究.docVIP

大学生金融态度与金融行为的研究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日趋深化,金融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金融产品持续创新,金融服务已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2013年11月,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与天津中国金融博物馆合作启动的首次“中国公民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调查”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金融大国,公民金融素养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深层基础,金融教育的水平和普及程度将决定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质量和能力。 现代经济中金融消费是个人或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消费者面临的金融环境却日趋复杂。2007年吴英巨额非法集资案轰动一时;同年,袁女士出于对外资银行理财能力的盲目信任,在银行没有出示合同中体现高风险非保本的“条款与章则”之前,购买了东亚银行理财产品而遭受惨重损失;2013年,警方侦破以福建人陈某为首的电信系列诈骗串案67起,案值高达340余万元。这一系列非法集资、理财产品受骗、金融欺诈纠纷案件,不仅直接导致了许多家庭的财务困境(financial problem),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公民金融福祉(financial wellbing)的进一步提高。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尽管家庭面临的财务困境有可能与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1]、经济健康状况[2]和心理情况等因素有关,但消费者家庭负债和家庭破产率的逐年提高(Lyons amp; Hunt,2003)、为退休而进行的储蓄和投资的不断减少[3],以及不明智的金融投资决策[4],大都源于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极度匮乏。 尽管首次“中国公民金融素养调查”已圆满结束,统计数据也已发布,但是此次调查只是针对中国公民金融素养情况的普查,没有将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不能因为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简单、模式单一,而忽视对他们金融态度(financial attitude)和金融行为(financial behavior)的观察,更不能由于大学生还处在接受教育的阶段,没有实际收入,而简单地将其纳入家庭成员的分析中。从国外研究来看,Chen和Volpe[5]首次对美国大学生进行的金融素养调查的实证检验表明,低水平的金融素养不仅影响了学生对金融问题的认知能力,而且还会限制了他们做出适当的金融决策,Chen和Volpe进一步认为,大学时期养成的金融习惯将伴随着学生人生的整个生命周期。还有研究认为,许多大学生消费行为不当引发的大量债务,既导致了他们学业的失败,也造成了他们未来的财务困境[6][7]。 从教育学角度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金融素养教育理应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TIAA-CREF(2001)的研究发现,尽管94%的大学生希望向父母寻求有关金融问题的建议和帮助,但父母并没有承担起孩子的金融教育任务,甚至有些父母不认为自己有向孩子普及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责任。Lyons和Hunt[8]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希望拥有金融知识、成为负责任的消费者,但由于很多父母自身并不具备基本的金融知识,所以在家庭交流中很少涉及金融知识的话题。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2012年6月-10月的调查数据也显示,40%的受访大学生从不或很少与父母交流有关个人金融的问题,这或许是中国应试教育环境下的“正常”现象,也可能与中国家庭侧重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观念有关,但无论父母认为自己是否应该给孩子提供金融知识教育,孩子们都期待得到父母的积极指导。 国外有关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的研究源于对金融教育项目的评估工作,至今学者们对金融素养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观点。Johnson和Sherraden[9]主张用“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来概括,其含义不仅包含了个人应用金融知识的能力,也涵盖了将金融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机会。Vitt等[10]则将金融素养定义为“有能力去读懂、分析、管理,并交流沟通那些会影响到个人福祉的金融问题”,就此进一步认为,金融素养应包括有能力区分金融选择、无障碍地讨论金钱和金融问题,为未来做计划,有能力应对会影响个人金融决策的重大事件,比如宏观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相关事件。综合以上定义,本文将重点考察大学生金融素养的两个具体表现方面,即,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并选取了“与父母交流的频率”作为代理变量,探讨家庭教育对大学生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的影响。 二、家庭金融教育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家庭资源管理理论和社会交际学习理论都认为,父母对子女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的塑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Deacon和Firebaugh[11]发展了家庭资源管理理论(图1),认为需求与可获得的资源(例如,知识、态度)能够影响金融行为,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投入、生产、产出和反馈”等四个阶段、“利用资源达到最终目标”的模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