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区环境治理中的争执研讨.docVIP

对于城区环境治理中的争执研讨 ; 目前,人们往往重视城市中心区域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边缘区问题常被忽视,其环境状况须尽快治理与改善。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并后形成的边缘区在兼并前就未得到地政府的有效管理,各类基础设施不完善。边缘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得到了越来越多排放污染环境物质等化工企业者的青睐,带来了大量的工业污染源;农药、化肥等农业污染源得不到科学处理,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环境系统,农作物秸秆焚烧造成季节性环境污染等;各类民用垃圾等生活污染源随处可见,造成了边缘区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成为城市工业及市政设施迁出的扩散地,当地资源被肆意开发,原有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二是土地利用多样化导致的环境风险,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导致边缘区绿地面积减少,绿色生态景观被破碎化。环境风险是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对自然或社会)引起的,并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是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兼并型城市边缘区土地频繁乱开发,各项管理工作滞后,环境问题治理迫在眉睫。三是兼并型城市边缘区人文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化和产业转移使许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落后产业转移到边缘区,随之转移的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加上原本在此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导致边缘区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较大冲击。这部分人思想道德素质、环保意识、文化水平、行为习惯等存在极大的差别,演变下去将逐步形成阶层的分化。此外,各类产业交织发展,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各自追随着自己的利益发展,忽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处于短期无序发展的状态。; 上述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给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带来了困难和挑战。生态环境问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无论是位于哪个地理位置的人们或长或短时间内都会受到自然反作用的危险,健康安定的城市生活将无法实现。可见,兼并型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亟需政府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缓。; 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环境治理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在社会生活中注重研究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及合作行为,人们参加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1950年图克(Tucker)首先提出的,它部分地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可以作为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是博弈论中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是指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被带进警察局,隔离关押和审讯,两人无法观察到对方的选择。警察告诉他们:因为警察手中没有确切的罪证,对他们犯罪事实的认定及相应的量刑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供认。如果其中一方与警方合作供认,而对方抵赖,供认方将无罪释放,另一方则被判重刑10年;如果双方都与警方合作共同供认,各被判刑5年;而如果双方均不认罪,因为警察找不到其他证据,则两人都无罪释放。; 对两名嫌疑犯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招认,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无法知晓对方的选择,则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只有选择供认,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对两个人整体来说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囚徒困境模型证明个体的理性选择带来的很大可能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兼并型城市边缘区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同样面临着囚徒困境。在博弈论领域,参与博弈一般都有多个主体,但这种模型不利于直观分析,所以在此选择两个博弈主体来论述这一情况。以原杭州市兼并萧山、余杭两市,并将这两市设区为背景材料,假设萧山区政府(甲)与属于原杭州市的滨江区政府(乙)对兼并后边缘区环境问题治理都存在积极治理与消极治理两种态度,其他外在因素都一致的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应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得出如下情形。数据解释:当甲、乙同时选择积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双方都需要付出较高的治理成本A;当甲、乙同时选择消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双方都只需要付出较低的治理成本a;当甲(乙)选择积极治理,同时乙(甲)选择消极治理边缘区的环境问题时,甲(乙)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治理成本B,乙(甲)需要支付相对较低的治理成本b。; 在这个模型中,存在(A,A)、(a,a)两个均衡点。从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特性及可持续发展效益帕累托意义上讲,显然是(A,A)优于(a,a)。但是,环境治理不同于企业的经济建设,能够即刻得到收益与成效,其成果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是长远的以后才能明显表征出来的。同时,积极治理环境问题、进行日常养护都需要政府支付较高的成本,反之,消极的态度则付出的成本较少。这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积极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章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领导人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