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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诗的关系 中国诗画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诗与画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它们在很早以前就有一定的联系，而且在相互影响。二者在艺术精神、内容、意境、审美情趣上都有着交融性。 中国最早的文学成就是编纂于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中国诗画开始联系起来是因为刘褒为《诗经》上的《北风》、《云汉》二诗配了二幅图。到晋代的顾恺之根据曹植的《洛神赋》画了《洛神赋图》。至晋末陶潜开始创作田园山水诗，并出现一批山水画家。自此以后山水田园诗逐渐发展起来。这些诗人画家，虽然不曾有意识的将诗画结合起来，但却同时向山水田园诗画发展，使题材内容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再者，这些诗人画家的道佛思想极其浓厚，在审美最求上也大体相同。所以他们的诗画创作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到唐代时，是诗歌的辉煌时期，诗画结合也已明朗化，诗人画家或为画题诗，或为诗作画。可见诗画结合在唐代已经逐渐发展起来，而且各种形式都已具备。而宋代的诗与画的密切关系，已经相当明显了，而且也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并由于苏轼提出总结性的“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的美学原则，成为千古定论。自此以后，诗人画家都以此为最高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目的，导致诗配画和画配诗及画上题诗、自画自题，成为普遍的诗画创作的美的形式和标准。 绘画史一般把王维看成“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苏轼也是一个诗画结合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后人评价苏轼，说他“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画上题诗题款，也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人们面对一幅写意山水或写意花鸟画，有时就很难看懂画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但通过画上的题诗题款，就比较容易把握作画者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诗的取材时非常广泛的，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这也是诗的一大特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应有尽有，从而全面的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诗完全可以称的上是一幅社会的风情画，也正是这样，促使中国画与诗紧密联系。当画家意识到一位画家可以像诗人那样乘兴之所至而记录下自己情绪状态以及这美景时，绘画就开始诗化了。诗除了可以影响画家的情绪之外，还可以用其独特的审美特色影响绘画的审美趣味，而中国画之所以情感丰富，也无疑受到了诗歌美学的启示。 苏轼在评论唐代王维的作品《蓝田烟雨图》中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丰子恺也说“：中国诗人作诗善用绘画技法”。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得斯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所以诗与画不仅关系密切，而且相互融合，相互辉映。 中国画与传统文学中诗的表现关系 诗后附以图画，画后题以诗句，这只是诗与画在表现上互相辉映、互相对照、互相补充、互相引申的处理手法，使人对诗画里的艺术处理与欣赏理解更深入一层。同时，也起着珠联璧合的作用。但是中国画与诗的关系主要还是表现在以下几点：诗画同源，迁想妙得；诗画相融，相得益彰；诗画相通，气韵生动。 （一）.诗画同源，迁想妙得 中国画与诗同源依据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论指向： 一是中国画与诗有共同的起源，有着共同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哲学背景。这些文化哲学包括《易经》、儒家孔子的中庸之道、道家老子思想、庄子与禅宗的思想。以上几家的思想，对中国诗画的结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以后，几乎所有的诗人画家的创作思想，都或多或少可找到他们思想上的某些痕迹。总起来说，中国诗画的密切结合又不断的发展，这些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易经》开其源，孔子、老子创其流，禅宗助其势，唐宋以后诗人画家则发展壮大。 二是中国画与诗在创作上存在着共同的基本思维方式，共同的结构方式，以及对意境的共同追求。中国画与诗创造的思维方式，从诗歌来看，中国诗创造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西方的美术家贡布里希比较了希腊、埃及以及中国的美术特色后，说中国美术既不想希腊美术那样表达自己所见之物，也不想埃及美术那样关心形象的不朽，而是在艺术中表达一种可以被称为诗兴的感觉。 中国画创造上较早涉及思想方式的理论是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说，迟轲先生在《画廊漫步》中认为，“迁想”即是指由此一物象联想到另一物象，又指画家将自己独有的思想感情“迁移”入对象之中，与对象融和，“妙得”是说通过画家深刻的认识，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在作品中表现出独创性和典型性，画家在逐步掌握了对象的思想、精神、气势后，经过提炼而获得的艺术构思，都是立足于创作的主体，以形写神，最为体现这一点的就是郑板桥画竹。郑板桥在《题画行》中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里说的“眼中之竹”是客观自然之竹通过画家的视觉反映于头脑的竹的表象，“胸中之竹”则是经过心胸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