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docVIP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关键词：用工荒，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新家庭经济学 　　1? 引言 　　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话题中，劳动力的贡献（人口红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之一。中国通过较低的抚养比获得了高储蓄、高投资，进而产生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当2003年开始“民工荒”来临时，学术界乃至企业界都将此现象归因于工资问题，并认为这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将趋于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因此遇到瓶颈，甚至陷入增长陷阱。 　　但是，我们一直能够观察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农村土地也未出现规模流转的趋势、“二兼滞留”现象尤为严重，这些现象从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军可以得到充分的观察。“民工荒”的问题也并未打消中西部地区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冲动，在“民工荒”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现代农业面源污染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变得比制造加工环节的食品污染更为严重。种种矛盾和负面现象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民工荒”及无法普遍观察到的所谓“加薪潮”是否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指标，如抚养比、资本回报率、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比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农民，乃至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准则是什么？在当代中国宏观经济背景中，农民及农户是如何对经济刺激进行反应的？这是理清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重要指标，也是理解“民工荒”产生原因的基本条件。而这些又必须与当代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背景相结合。以城市化、工业化为导向的“人口红利”释放是否就是唯一路径使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要面对比加工流通领域食品污染更严重的现代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根本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拥有所谓高级人力资本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正在日益抛弃的五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淳朴“老农”的人力资本？这样丰富的人力资本为什么无法获得可观的收入而被视为落后的人力资本？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及相关的宏观经济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及激烈的讨论。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讨论、对事实的描述及基本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通过理论解释这种现象更多体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农户经济行为选择造成的冲击，为当前工业加工制造业的“民工荒”和以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现代农业面源污染并存的负外部性提出基本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2?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 　　在刘易斯二元模型中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中对转折点到来的区分标志一般有两点：第一是以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标准，当转折点到来时农村所有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大于零，并逐渐提高，农业收入增加，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收入差距减小而出现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现象； 　　第二是以现代工业部门工资为标准，当城市部门实际工资持续上升时也意味着转折点的到来。围绕着这些标准，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及在此情况下采用的替代研究方式的不同，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取得一致。 　　蔡昉（2005，2007a，2007b）等人通过估算2005年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大约为5000万左右的结果及近年来人口抚养比的变化结合统计局的工资上涨统计来认定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进一步提出制造业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逝，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对此结论持怀疑态度，韩俊等（2007）运用一手调查数据估算的结果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有1亿至1.2亿，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YaoYang等（2010）通过对1998—200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结果表明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同时，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因为制度工资的上升而向右移动，供需的交点在不断右移，但都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表明了中国还存在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到来。 　　本文作者认为第一个标准与第二个标准两者之间是关联的，原因在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提升最终都会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外的资本回报率降低的表象上，而资本回报率的升降直接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升降，二者基本是呈现反向关系的。这些问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