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趋势.doc

沉默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趋势 摘 要： 随着与国际社会各领域交往的不断深入，我国在法治领域也有较大的发展进步，逐渐重视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规则。然而，长久以来落后的法制观念与传统使我们在刑事诉讼法制改革的路上前进缓慢。因此，在提倡无罪推定的原则下，从法理与司法实践角度对比探讨如何摒弃落后的刑讯制度，同时审视所谓“零口供”的存在合理性并最终论证沉默权制度的建立是否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趋势，以及如何规定与沉默权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来保障沉默权的实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沉默权 零口供 刑讯 无罪推定 证据 正 文：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较快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人们物质基础满足时，便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与政治地位，也有了更高的人格尊严等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法制等多方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然而，落后的传统法制观念却依然有部分流毒存于当今法制实践中。刑讯，这个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法律制度在当今依然有生存的土壤，这不禁让我们在追求现代法治无罪推定原则的大环境下倍感尴尬。为此，有不少学者曾提出各种观点以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刑讯的发生，其中“零口供”规与沉默权等规则的提出在司法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么，到底那一种更适合我国的实际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刑讯、零口供与沉默权 （一）刑讯的含义及现状 刑讯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讯问人运用刑具或采取其它方式，对被讯问人施以肉刑或精神折磨以获取其有罪的证据，并以此作为判罪量刑的依据。刑讯是一个古老的审判制度，它起源于奴隶制社会，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民族在其早期的国家中，都实行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刑讯制度。 西方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并取得政权后先后废除了刑讯逼供，禁止强迫被控人招供，并规定被控人有权拒绝陈述和拒绝自我入罪。⑴这一变化被认为是19世纪西方文明取得的一大进步。在我国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刑事诉讼法虽然也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实际上当时的警察、特务机关仍大量使用极其残酷的刑讯方式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的政策是严禁刑讯逼供，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建国后，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正式废止刑讯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罪。⑵尽管法律严禁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取证，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在侦查讯问时，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等问题普遍存在，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属常见，似乎只要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案件仍时有发生，难以杜绝，其原因在于法定证据时代，口供被认为是全部证据中最好的证据，被称为证据之王。由于口供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又是法律规定的重要证据，因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总想获取其有罪的供述。当然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将当事人的口供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侦查技术不够先进，所以需要当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的口供确实可以提高办案效率，更好地打击犯罪。然而口供的取得通常伴随着刑讯，囿于司法队伍的素质、侦破技术和手段的落后及办案经费的匮乏，侦破工作往往重口供、不重其他证据，或由口供引发其他证据。因此，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现象一直是司法领域的顽疾，长期禁而不绝，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既然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反面的影响就可能造成甚至纵容违法审讯，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取口供，难免刑讯逼供，必然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就是“口供情结”。近年来被揭露出来的冤假错 ⑴参见徐月珍 张志成：“刑讯与沉默权：一个该死，一个该活”，《中国律师》，2005第7期，第81页 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 案就很多，尤其是云南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河北广平聂树斌案等， 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后由于刑讯导致杜培武被错判关押26个月、佘祥林被错判 11年尚有命在，这还算是运气好，而聂树斌运气则十分差，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机会和可能。⑶这是揭露出来的，至于偌大一个中国是否还有许多未能揭露于世的此类案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断定这些冤案并非仅仅公安机关一家采取刑讯所能形成的，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使然。 刑讯，将是必然为现代司法所摒弃的。在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基础下，针对刑讯的弊端出现许多不同的具体应对规则，其中“零口供规则”与沉默权规则是两个最为热点的话题。可以说，都是为了达到遏制刑讯的目的而引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