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渔樵的自与先秦儒道思想.docVIP

论渔樵的自由与先秦儒、道思想 摘要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明，儒、道思想对立互补成为一条思想主线，在追求自由上为历代文士提供了参照，并左右着他们的思想。渔、樵本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文士眼里的渔、樵却有着特殊的内涵，为文士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这都是因为渔、樵身上不仅有儒家的精神，也有道家的智慧，渔樵是儒、道思想的最佳结合，也是最为自由的形象。 关键词： 渔樵，儒道，自由前言 我国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三代时的巢父、许由就开了隐逸文化的先河，《庄子·让王》里有“”、“”、“伯”等故事，《论语》里也记载了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虞仲、夷逸、朱张等隐者的事迹，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表达了他的隐逸情结。仅留下一本《道德经》的老子，也曾被司马迁称为隐君子，庄子宁愿做淤泥中的乌龟，也不愿被有国者所羁。汉初的商山四皓、鲁二徵士，西汉的严光、梁鸿、赵壹，魏晋的竹林七贤等都是著名的隐士。尤其是从隐逸诗人陶渊明开始，更多的文士参与到了隐逸文化构建的行列中来，诸如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和柳宗元等，都对隐逸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范晔《后汉书》里有专门描写隐逸的《隐民列传》，晋人皇甫谧著有《高士传》，高兆著《续高士传》。《新唐书》和《旧唐书》里也都有《隐逸传》。宋代、元代以及清代的史书都有专门记载隐士的部分，如《宋史·隐逸传》、《元史·隐逸传》、《新元史·隐逸传》、《清史稿·遗逸列传》等，隐士在各朝各代都占有一席之地，可见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这深远影响。 隐士以及隐士所追求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后人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对隐逸文化的研究已经从隐士、隐逸文化、隐逸文学、隐逸理论等多个角度涉及了隐逸的各个方面，王春庭在《论渔樵》和《渔樵：隐逸文学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两篇文章中对隐逸文学中的渔樵形象进行了一个专门的论述，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分析渔樵形象与文士之间的感情，并结合先秦儒道思想中关于自由、民生的论述，希望能探讨传统国学思想和民生建设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一、士人与渔樵 隐士之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2]隐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一个原因正是庄子所说的“时命大谬”。由于社会不能让人自由的发展，于是有人改造社会，希望建立让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也有人逃避社会，去追求社会之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仕就是通过政治的形式改造社会，通过对社会有作为来体现个人的价值；而隐则是改造个人，让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得到保全。隐与仕看似对立，实际上殊途同归，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追求自由。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3]隐的首要特征是放弃社会，放弃对社会的责任，放弃在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愿望，希望能够在另一种生存状态下，寻求到个人的自由，表现为让个人的身体远离社会，“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4]或是不惹尘埃，把社会从个人的心里请出去，个人所做的一切只是自娱自乐，不再与社会有关，深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 隐的另一个特征是个人自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5]由于隐士多追求个性自由，坚持个人品德，而且淡薄名利，所以被看作是 “高士”、“高人”。历史上不乏崇尚隐逸之风的时代，很多士人为了表明自己高尚，声称自己是隐者，以达到某种目的。中国的“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农、工、商”中排第一位，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都负有重要责任的社会阶层，士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够安邦治国，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 ——“道”，孔子要求“士志于道”。[6]这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价值的所在。他们都想在社会中自由的作为来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但现实与士人从儒家思想中所获得的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相去甚远，他们入世的理想从来就不能顺利实现，而且相反，经常只会给他们招致灾难，让他们感觉到失去自由。这样，他们不得不需要另一种人生境界，在理想不能实现时给自己以安慰，隐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他们追求个人自由的另一种方式。 士人的隐起初是出于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和文化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自己的人生价值、生活实践以及文化创造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在隐逸文化里作为隐逸象征的无非就有渔翁、樵叟、道士、僧人这几种形象，如果撇开后来因为宗教影响才出现的道士、僧人，则之前作为隐逸象征的主要是渔樵。如果简单的概括古代的民间生活方式则只有四种——渔樵耕读，其中渔夫是东汉的严子陵，樵夫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耕所指的是舜耕历山的典故，读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这四位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士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隐逸的味道。 渔樵是士人在仕途失意时经常不自觉的选择,但士人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