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doc

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朱维铮 ?常识引出的疑问 西汉武帝初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史上无疑属于那种重大事件，即使最简单的通史著作也不能不写上一笔。 这一笔的写法。这一笔的写法，也早已定型，即说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此说已经如此流行，以致成了一种历史常识。 然而，常识并不总等于真理①。人类认识史早就反复证明，有些所谓常识，似是而非，往往令人由轻信它而走向谬误②。 其实，对这种常识性说法，早有异议。对这种常识性说法，早有异议出现。例证不必远举，还在这个世纪的早期，易白沙批评汉武帝利用孔子做傀儡，列过一份“为之倡筹安会”的十君子名单，董仲舒便屈居第四③，说明他不以为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议者。六十年代前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关于此举过程的叙述，也与别的通史著作不同，尽管仍说董仲舒首倡其议④。 也许由于这些异议在结论上似乎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云云没有明显不一致的缘故吧，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因而前面的说法作为常识的尊严便保持住了⑤。 不过事实是不讲情面的。当我们仔细查核有关独尊儒术历史的文献记录以后，便只好承认，所谓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而作出的决定这样一种流行结论经受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流行结论，最经受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 一个简单的事实引出了疑问。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建议的时间，几乎所有通史著作都系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那时，刘彻由太子而即皇帝位，只有半年，才举行正式的登极典礼，年龄多大呢？十五岁⑥。虽说在这以前，他已做了八年皇太子，受过预备做皇帝的各种教育，但终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毫无实际的政治经验。这样一个少年能决定采纳不采纳改变整个统治思想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于逻辑上说得通吗？一个少年，即使作为储君，可以提早行冠礼，在古人眼里也不算成人，居然能决定采纳不采纳改变整个统治思想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于逻辑上说得通吗？不也可说违反常识吗？ 逻辑推论当然不能代替事实考察。汉武帝号称雄才大略的皇帝，与秦始皇堪称伯仲，不待说也可由上述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推论，说是那恰好证明他从少年起在政治上便有非同常人的天才。清朝以来的许多论著，将独尊儒术归功于或归咎于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看来就是出于这样的同样可说成是不顾常识的假定。 于是，我们只好从头开始，对最初的矛盾记录重作清理。 时间记录的矛盾 讨论我们的题目，目前还只能依据文献所提供的原材料。而主要的文献，自然是《史记》和《汉书》。 作为刘彻的同代人，司马迁的目击记录。司马迁不仅熟悉建元至天汉四十年间的宫廷政治内幕，而且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今上”很不佩服。因而，他的目击记录，属于最古老的，其可靠性难以怀疑的原始材料。但出于现在还不太明白的原因，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位大史学家留下的却多属碎金断玉。譬如他给自己的先生董仲舒，只立下短短三百来字的小传，并且只允许董仲舒附于“儒林”的骥尾。他甚至没有提到那篇令西汉经学家们五体投地的“举贤良对策”，尽管那时“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⑦，似乎写此人不会触犯禁忌。 大写儒术独尊史的是班固。大写儒术独尊史的是班固，或者是他的父亲班彪。他们满怀敬意地给董仲舒另立专传，还不辞辛苦地抄录了董仲舒三篇对策的问答全文。正是他们，断言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主持者⑧，而董仲舒是这场大事的发动者⑨。然而，也正是他们，就这同一件事情，记载自相矛盾，给后代学者的叙述带来混乱，以致尽管清代以来为弄清事实有过许多考证，但至今仍有再加考证的必要。 要确定董仲舒是否首先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要紧的是确定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时间。要紧的是确定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时间。但就是这个起码的事实，《汉书》便有不同说法。 作者替汉武帝在位期间编写的大事记，曾明白的说汉武帝策问贤良的那篇诏书，发布于元光元年（前134），并指出董仲舒、公孙弘都在这一年应诏对策⑩。 但作者替公孙弘作传，却说此事发生于元光五年（前130），还指出汉武帝亲自确定公孙弘对策为第一。 到了董仲舒的传记里，时间却变成不确定概念。司马迁记载董仲舒的履历，有这样一句话：“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根据上下文看，时间当在建元六年（前135）以前好几年。班固或者班彪照抄《史记》原文，却在中间插上一长段话，先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里不说对策时间，又说“前后百数”，显然故意含糊其辞；接着全文引用董仲舒的三篇对策；然后又说，“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下文又抄袭《史记》，显然是告诉读者此次对策在建元六年前。 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同一部书里便有三种说法。在同一部书里便有三种说法，叫人该相信哪一种呢？ 不妨核对一下《史记》的有关记录，据我初步统计，《史记》